当何志森谈Mapping工作坊，他会谈些什么？
MAPPING
传统意义上的地图（map）是对场地现有或可见元素的汇总，其无法反映和纪录日常生活和空间经历，抹去了场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mapping是一种个发现发掘场地隐藏特征并真实呈现日常生活空间的过程。在连续的观察和发现的过程中，场地内外新的关系和连接以及对空间和场所的系统化理解得以建立，分析式思考和设计提议相互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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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兼职教授，扉建筑学术顾问。
他于2013年创办了Mapping工作坊，以“跟踪、观察、发现——思维导图训练——构图思考——策展”的独特议程，为解读城市和空间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从2014年10月到2017年10月三年间，何志森在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各大高校共举办了38场Mapping工作坊。如今，Mapping工作坊已经影响了中国大陆众多的建筑院校和学生。以mapping为主的教学方式也慢慢成为了一些建筑院校教学改革的参考方向。
访谈正文
共计4715字，预计用时15分钟
LAF：您发起Mapping工作坊的契机和意图是什么？您作为高校教师，为什么会跳脱出常规的课堂式教学方式，而选择了Mapping工作坊的形式？
何志森（以下简称何）：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对生活在厦门某大学周边的小贩进行了整整三年的跟踪调研。其间慢慢了解到小贩如何通过贿赂保安、使用高科技及雇用内线（学生）等形形色色的策略和手段，把外卖送到了层层围墙阻隔的学生宿舍里。这令我十分惊讶，同时也使我意识到，设计师们一直想要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边界来隔离空间、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而那些生活和游离在边界周边的人，却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和谋略，轻而易举地逾越甚至摧毁这些职业设计师创造的控制系统。我记得博士毕业答辩时评审老师问我，打算如何把我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的教育当中，过去三年所做的这30多场Mapping工作坊似乎慢慢帮助我找到了答案。
早在2013年，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开展了第一期Mapping工作坊，未曾想这个起初仅为促成一次国际交流的工作坊到现在已坚持了4年，且几乎每个月都会开展一次。
Mapping工作坊的意图可以简单总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是一种设计价值观的传递——工作坊的创作意义是让长居于象牙塔里的中国未来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们走出围墙，去了解真实的生活、关注最平凡的人群。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够更为包容和接地气。其二，在过去的30余场工作坊中，我一直鼓励学生去拥抱小的东西、做小的事情。我致力于让学生明白：如果某一天，一个设计师可以通过所学之识改善自己周边的空间或者一部分人的生活，就很了不起了。其三，相较于针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我更侧重培养学生的创造、表达、动手、观察、思考以及和陌生人交流的能力。在中国，很多建筑院校的学生都面临着这些能力的缺失。在我的工作坊中，前期的跟踪观察、中期的思维逻辑导图训练与构图思考以及后期的策展是4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每一场Mapping工作坊中，我都会着重于这4个部分，以激活学生们那些与生俱来的基本能力，并为之提供一种别样的观察和思考城市的方式。
2017深港双年展Mapping工作坊展览。在该工作坊中，拖鞋被用作梳理和研究场地的线索和工具。
© 郑庆龄
中南大学“城市针灸”工作坊。在该工作坊中，豫剧被用作梳理和研究场地的线索和工具。
© 何志森
华南理工大学“小题大做”工作坊“花轿组”
© 何志森
2017深港双年展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工作坊
© 郑庆龄
中南大学“都市针灸”工作坊合照
图片来源于何志森工作室
在我看来，建筑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认知世界的各种可能性，而非唯一的答案或标准。Mapping工作坊其实是对国内建筑学科基础教育的一种补充。作为一名老师，我一直在努力激发学生的热情和潜能，并引导他们重新理解或质疑现有的条条框框。反观这几年的经历，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不在于我改变或影响了什么，而在于这30余场工作坊把中国各个建筑院校里有着相似价值观和教学理念的老师们联系在了一起，既形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共识，也建立了一个相互促进的网络。
LAF：您如何理解Mapping的设计方法在常规项目实践中的意义？
何：按照美国景观设计师詹姆斯·科纳的解释，mapping是场地设计最初的介入[1][2]。所以mapping是设计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按照大多数国内项目的设计周期来看，想要花三四天时间在一个场地上全天候进行观察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分项目的前期调研一般都是绕行场地一周，拍几张照片；更有甚者连场地都不去，直接在谷歌地图或街景上做场地调研。在我看来，“看到”和“看见”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很多时候设计师只是“看到”和记录了场地上的一些特征，比如有一片湖、几棵树、一栋楼、几块石头……但即使是没有接受过建筑教育的人也同样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作为设计师，我们应该向前一步，学会“看见”场地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以这些看不见的场地特征为设计工具来实现更有灵魂、更接地气、更能打动人的设计。当下许多设计并不太注重设计的过程——场地经常被粗暴地铲平，最终的蓝图也仅满足了防火、抗震、使用、交通等国家规范的要求。在我看来，一个设计如若缺失了思考的过程，就不能被称为创作，而仅仅是单纯的建造。
在《宏大的建筑情结》[3]一书的结尾，作者迪耶·萨迪奇感慨道，建筑师们有朝一日终将无一例外地发现，定义自己的总是大人物们重塑世界的欲望。不论这看似悲观的结论是否无可避免，在每一次工作坊中，我都非常希望我的学生——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们，能够更加体察小人物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使用和需求，并练就一双关注平凡人生活的眼睛，以温和而敏锐的态度，以己之力去改变现状。
2015年武汉大学mapping工作坊。每组学生挑选了一个跟踪观察的物品，分别是：绷子床，暖手炉，生姜，小龙虾，铜丝，板车和照妖镜。
图片来源见水印
LAF：您参与的实践大多关注城市中拥挤、嘈杂的场地，或是边缘地带，此类“消极空间”在城市更新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何：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4]中曾提及，相比干净整洁的“积极空间”，“消极空间”反而更具能量和创造力。很多时候，所谓的精英建筑师或设计师根本无法理解——也没有时间去了解——这种所谓的“消极空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所以他们一旦着手城市更新项目，就会以所谓“积极空间”的标准对这些消极空间进行美化和装扮，最终使这些空间变得面目全非，丧失活力。
LAF：但这里面是否存在一种悖论？虽然说“消极空间”更具有活力，但人们都希望住在干净整洁的积极空间里，而且，设计师的目标之一不就是把更美好的生活带到人身边吗？
何：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问题。我觉得向往干净整洁、更加优质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天性，但对于很多没有受过建筑设计训练的城市居民来说，他们很难意识到空间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一但进入到现在建筑师设计的那些现代化空间中，一连串的问题就会跟着出现，很可能第一年很感兴趣，第二年就没法忍受了。
建筑师不应该单纯的清除“消极空间”，建设所谓的“积极空间”。简·雅各布说过，在很多表面无序的混乱背后都存在隐藏的秩序，正是这种秩序维持着整个城市的活力和安全。我在mapping工作坊中会把学生带到这些拥挤、脏乱、消极的地方，让他们思考无序混乱背后的秩序和引发各种表象的深层原因，而并非让他们记住，以后要把这类空间设计改造成哪种样子，也并非想告诉他们，空间越脏越乱越好。
记得北大的一个学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法国建筑师去非洲，在路上看到了非洲妇女都在外面打水。他觉得特别气愤，特别不可思议，在法国每一个人都在家里打水，可同时代还有一些人打水要走十多公里路，然后把水桶放在头上顶回去。所以这个法国建筑师就跟村长说：“我要自费帮你们改善这里的环境，我会让每家每户都用上水龙头。”这个话传出去之后，第二天那些非洲妇女就站出来抗议，因为非洲妇女在家庭中是得不到尊重的，她们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利，唯一的任务就是煮菜照顾小孩。她们唯一跟人交流的地方、倾诉的空间就是打水那口井的旁边。
设计师应该给人提供更美的东西，但是这个美一定是建立在对在地生活文化的理解之上。专业知识应当如一副很好的“眼镜”，帮助我们从那些所谓“脏乱差”的生活日常里发现乐观积极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就是设计师最好的设计工具。
广州城中村
© 吴哥明伯
西安城中村，图片来源于网络
LAF: 但比较激进的人会认为，我把最好的提供给你，但你不愿意接受或者不适应，我没有必要提供适合你的东西，我要向前看，去关注未来的方向。打个比方，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永远想不到未来会有如此好的机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有些人能够改变，有些人不愿意改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性问题。
肯定不应该简单粗暴的植入一个“我认为最好的方式”，但也不能只按照他已有的生活方式去做。
何：是的，但其实我们说的是同一个问题。设计师在城市更新或者社区营造的时候，我们不能扮演一个救世主和超级英雄的角色，我们要多向他们学习，去倾听，而不是去告诉他们，我要给你做什么。最后他的生活方式是改变或者改善或者维持，还要让使用者自己去评估。在mapping工作坊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角色互换，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尝试去理解不同人群的感受，去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他真正需要什么，去了解他拒绝一件事情时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2017北大mapping工作坊中，学生分别扮演学校管理人员、学生、门卫等角色，就北大东门改造进行辩论。
© 北大校园营建社
LAF：是，在今年北大的mapping工作坊中，我们看到学生在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争取利益时，真的做了很多调查和研究！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思的，但学生们的反馈如何？是否真的学到了您希望掌握的东西？您有没有一些反思呢？
何：其实前不久网上有一个关于mapping工作坊的讨论，那些评论我都看了。在工作坊的进行中，我一直在反思和调整，是否我有些操之过急，有点拔苗助长？
在短短三年内，我们做了30多场工作坊，那每一场之前，我们都要考虑最后的呈现结果，要保证多样性，不能像上一场一样；我们还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动起来、疯狂起来，展现自我的个性和思考。
但当我回顾那些工作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深深的检讨。我太希望看到最终的效果了，所以有时候过多地主导了整个工作坊的走向，让学生失去了自己探索的一个过程。这可能跟我一直不认同的粗暴地空间介入没有两样，这就造成很多时候学生并不明白自己所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
除了希望这个工作坊比上一个好，我更希望学生们能在参与mapping工作坊这段时间里，做出一个与在大学、在他自己的整段学习生涯中做出的不一样的东西。我很开心、很期待可以看到结果，而不是到最后贴几张图，放一个PPT就可以了。我希望这种压力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希望他们能释放自己的个性，通过作品让很多人看到建筑的多样性。但在未来，我应该要更耐心和循循善诱的引导学生们去思考和观察，这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反思的事情。
LAF：我相信经过mapping工作坊不断的调整，以及您今天在采访中所表达的信念，学生们很多年后会明白的，你现在只是凭一己之力埋下一颗种子而已。
何：我怕这颗种子可能没过多久就腐烂了（笑）。其实也并非一己之力，就像我最开始讲的那样，这30余场工作坊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把中国各个建筑院校里有着相似价值观和教学理念的老师们联系在了一起，既形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共识，也建立了一个相互促进的网络。我觉得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学生重新发现自己，希望未来每位同学都能在工作坊中全情投入，尽情的展示自己，哪怕mapping工作坊让你意识到，自己真正喜爱的并非眼下所做之事，我认为这也是mapping工作坊的价值所在。
部分内容节选自：何志森. (2017). Mapping工作坊：重新解读城市更新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景观设计学, 5(5), 52-59. doi: https://doi.org/10.15302/J-LAF-20170505
Jason HO. (2017).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enewal and Everyday Life through Mapping Workshop.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5(5), 52-59. doi: https://doi.org/10.15302/J-LAF-20170505
References
[1] Corner, J. (1999). The Agency of Mapping: Speculation, Critique and Invention. In D. Cosgrove (Ed.), Mappings.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 Corner, J. (1992). Representation and Landscape. In Swaffield, S. R. (ed.) Theory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Read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3] Sudjic, D. (1997). The Edifice Complex. New York: Penguin Group (USA) Incorporated.
[4] Jo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何志森老师关于“城市更新”的论述
收录在《景观设计学》2017年第5期
“生态修复与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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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简称LAF）由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俞孔坚教授担任主编。LAF为双月刊，刊号为CN10-1467/TU，ISSN号2096-336X，邮发代号80-985。全彩页印刷，每期主题集中阐述，中英双语呈现。
2014年，LAF成为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首批认定学术期刊；2015年，成为CSCD核心库期刊来源刊；同年，荣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年度交流类荣誉奖。2016年，入选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中国“最美期刊”与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