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景观设计学的定义似乎正在变得日益模糊，不同的人试图赋予其不同的定义。景观设计师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去处理复杂的问题，请问您对这样的情形有什么样的看法？

沃克：首先，需要记住的是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两者的实现都需要依托于艺术形式来组织和掌控整个专家团队。如果是建筑设计，就不可能不考虑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厨房设计专家，还有其他你能想象到的专家们。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景观设计师没有机会与其他专家合作，从他们那里得到专业的建议。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有园艺专家、水文灌溉专家、土壤管理专家等等一系列的专家组成的团队。

正如建筑师一样，景观设计师不可能成为无所不知的通才，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最后我们可能会是一无所知。景观设计师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多方面专家的协助,这也成为我们越来越重要的实践方式。对于大型的项目，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能够掌握完成项目所需的所有知识。如果景观设计师想成为团队的领袖，他们必须学会使用其他专家所使用的语言，同时必须学会用经济、灵活、高效的方式去整合这些专家。

如果做一个区域研究项目，很明显景观设计师能够担任主导者的角色。如果是水文研究项目，景观设计师即便在整合其他专家的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主导者。如果是社区项目、中心城区项目或滨水项目，景观设计师也有可能成为主导者。但如果是做一个建筑设计，主导者则将是建筑师。不过，即使这样，景观设计师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扮演主导者的角色。我认为对主导者角色的竞争是有益的，但我们应该寻找到各个专业之间的共同点。

姜：有很多（当代的）项目都着力为人们提供功能性强的空间，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当代社会，为人们创造功能性空间不应该是景观设计学的主要关注点。您认为在当前的时代，什么样的项目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景观设计项目？

沃克：现代主义认为形式服从于功能，但有一些现代主义设计师也开始相信形式能够控制功能。假设这个观点成立的话，用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营造空间，使用者就会用特定的方式去使用这个空间。我相信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先于设计的，必须从社会和功能的角度去观察空间。但是，因为不可能了解公共空间所有的使用者，需要归纳和推演。

我认为景观设计就是一个舞台，一个能够承载很多活动的舞台。同时，这个舞台也是一件艺术作品。但是，必须允许这个舞台有功能的改变，即允许它具备一些无法预知的功能。因此，举例来说，我倾向于选择设计相对开放的广场空间，草坪或台阶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倾向于设计可以让人们自由地使用公共空间。

生活瞬息万变，而景观要持续使用数百年的时间。建筑也需要存在很长的时间，但与建筑相比，公共空间需要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具有实用功能。这意味着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以预测的。但是，这并不是制造一些空洞乏味的空间的理由。

让我们以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的中央公园为例，这个公园距设计之时已有150年之久，仍然发挥功效，虽然它现在的功能已经不同于百年之前的中央公园。因此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在设计形式的时候预见到功能是会改变的。

姜：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景观设计学系里，一些学者在从事环境行为研究，即人们怎么使用空间，空间又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和历史文脉的角度来研究景观。您如何解决这种空间和行为的关系呢？

沃克：当我接手一个项目时，我常常会想，对于这个案子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是生态问题、社会问题，还是技术或工程问题？你需要常常问你自己，在这个特定的状态下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就这一点而言，建筑设计要容易一些，因为通常很多建筑的（功能）问题是明确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景观设计师需要自己去研究，去发现（景观的）功能。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要针对不同的项目进行分析。

姜：我注意到您的事务所中设计师会花大量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场所研究种植、材料及尺度。

沃克：他们称之为“实践”，当他们问我“你如何处理尺度的问题？”，我会说“你自己试着去（把空间）做出来”。

姜：据我了解，在中国的景观设计界，对景观设计学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传统中国园林是当代中国景观的根本，而另一些人则更关注于生态问题与功能问题，努力为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群创造适宜的场所 。

沃克：（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历史，我不认为这两者是冲突的，它们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景观的定义非常广泛。

姜：从您的《极少主义园林》（ Minimalist Gardens ）和 《看不见的花园》（ Invisible Gardens ）两本书中不难发现您对极少主义有着深刻理解，并运用这种思想创造了很多精彩的景观，但我也发现禅意园林似乎对您的设计哲学和设计语汇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禅是许多传统中国园林和日本园林的思想根源。总体而言，禅意园林试图创造一种朴素、静穆的气氛，在很小尺度的空间里创造丰富的意蕴。从视觉感知的角度，禅意园林与一些极少主义园林有一些类似的特点，但它们又植根于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化之中。我想问，您在设计中是怎样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在面对场地时，您是怎样从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去思考，从而创造出悦目且统一的景观？

沃克：你有没有听说过：“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 这句谚语？这是一套理论，一套广义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暗示的是历史。为什么不使用各式各样历史上已有的形式呢？

多样的形式如同词汇一般。在你写作的时候，有些词已经流传了很久，有些则是新生词汇，但你并非只用那些新词，而是会用到所有能用的词汇，并且会选用那些最能传达你思想的词汇。当然把形式作为文化的表征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形式，很多形式其实适宜于别的功用，而这些功用和文化无关。形式更像是词汇而非理念。形式是用来制造理念的材料，就好像词汇是写作的材料。

总体而言，希望实现适宜性。一些禅意园林的景观元素适于当代，尽管禅宗文化已不适于当代。你不会到某地去创造一个禅意园林，但会去尝试做一些简约的、经典的景观。我现在已经不再用“极少主义”这个词，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是在说极少主义这一艺术流派，事实上我在指经典主义，相信一些特定的形式能够超越文化的界限。

姜：我知道您2009年到访过中国，您对中国的城市景观有何印象？

沃克：我注意到最多的是“快速”。“快速”有很多方面的意义，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好的方面是中国可以快速完成经济的转化，从而也实现对社会的转化。但坏的方面是常常在不知道该建什么的时候就把东西建起来了。唐纳德·加德（Donald Judd）曾说过，“建造之前请三思”。

显而易见的是，用很快的速度建造巨大的项目时，最后的结果会出现偏差。让我们暂时抛开建筑行业不谈。中国观察整个世界上什么是现代的、经济的、新颖的，然后发现了汽车。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汽车、太多的车道。中国也在走（西方曾走过的）路。我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选择靠汽车出行，因为这关乎人的自由。我们（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也先后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最后证明汽车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所以，我对中国的担忧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只看到了希望。希望当然是好的，但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姜：据我了解，中国的年轻设计师常被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从概念设计到施工设计的所有工作，好的方面是他们能有更多的实践机会，能比较快地成长为职业设计师。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多少时间在项目中去探求深层次的东西。

沃克：如果你（的作品）由别人来评判，你希望评委的评判是智慧的。你不会在意他们是年长还是年轻，你只希望他们独具慧眼。因此，我想要的是拥有智慧，通过景观设计实践来让自己拥有智慧，从而可以明辨设计的优缺之处。智慧来源于认真严肃的经历。

理论是好的，但理论不等同于智慧。你不可能读到一本书会告诉你 “怎样变得有智慧：诀窍一、诀窍二、诀窍三”。你需要通过观察事情的优缺点来获取智慧。

姜：近10年中，您的哪个项目是最重要的？它是如何影响您的设计哲学或您事务所的工作方式的？

沃克：与其说具体某一个项目，我更倾向于说有3类项目改变了我们

第一类是工业区的重建项目，澳大利亚的奥林匹克公园是这类项目的代表（图1）；

△ 图1-a：澳大利亚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 图1-b：澳大利亚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第二类是城市区域中的屋顶（景观）项目，因为城市空间已变得日益珍贵，因此我们尝试在建筑的屋顶创造空间，旧金山的交通转换中心是此类的代表（图2）；

△ 图2-a： 旧金山交通转换中心屋顶公园景观

△ 图2-a： 旧金山交通转换中心屋顶公园景观

第三类是对一些机构的空间改造，比如大学、医院、校园。基本上，我们把汽车从地面转移到多层的车库，然后把原来的停车区建造成人性化的景观。这类项目以德克萨斯大学、克里弗兰医疗中心为代表（图3, 4）。

△ 图3-a：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景观

△ 图3-b：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景观

△ 图4-a：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中心医院景观

△ 图4-b：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中心医院景观

这3类项目改变了我们。每一种类型存在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有很多共同点，当我们在不断反复地做这些事情时，我们也在变得越来越成熟，这种经历改变了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

姜：能介绍下谁对您的职业生涯和设计影响最重要吗？

沃克：我有过4位导师，第一位是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prin），我在他那里得到第一份工作。第二位是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他是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老师。

第三位是佐佐木·英夫（Hideo Sasaki），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的老师。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丹·凯利（Dan Kiley）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虽然我没有为他工作过，但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他的项目。我想他是最优秀的。

姜：他们对您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吗？

沃克：是的，斯坦利和佐佐木是我的老师。斯坦利让我接触到早期的美国景观设计，他曾为奥姆斯特德工作过。佐佐木是城市改造领域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战争后我们需要重建城市。他创建了我们现在的公司模式：众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一同工作的集团公司模式。

劳伦斯·哈普林是位艺术家，他激发了我对那些来源于自然界、来源于生命体的形式的热爱。丹·凯利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他告诉我千万不要轻易满足，要把自己的设计同奥姆斯特德的作品相比较，同勒·诺特尔（Le Notre）及那些禅意园林大师们的作品相比较。不要选择容易的比较对象，要挑选最好的。

姜：您有超过50年的从业经验，您是否可以把您的设计生涯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呢？

沃克：刚从业时，我主要做住宅项目。我对（当时的）欧洲新城镇比较感兴趣，努力地要创造邻里社区，并以创造好的邻里社区为目标。随后是机构的设计项目、学校、早期的校园。之后便是一个艺术探索的过程，那时我对形式比较感兴趣。

现在我们的项目更多样化，有许多大的项目，比以前任何项目都要大的项目。这就是大致的几个阶段，你可以从我个人的年龄来看这些阶段，年轻时、中年时和真正成熟时。

姜：似乎您的兴趣也在随着时间不断转移。

沃克：兴趣所在依我而变，但我并没有刻意去改变。刚开始设计时，从事的项目只是住宅方面，虽然我对其他的项目很感兴趣，但那时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开始从教时，开始着手做一些跟艺术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时我有时间去思考和研究。

最终，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智慧。我的智慧都来自于我的经历。

致谢

本文的撰写得到以下专家的支持，特此感谢：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彼得·沃克及其合伙人景观设计事务所的简·吉勒特博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艾琳·德明和威廉·沙利文教授。Peter Walker项目图片均由Peter walker本人提供。

本文节选自：姜斌. (2011). 智慧来源于认真严肃的经历. 景观设计学, (17), 170-177.

Source: Jiang, B. (2011). Wisdom Comes out of Serious Experienc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na, (17), 170-177.

下期预告

与自然同在：回忆在丹·凯利事务所的日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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