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李今《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
本文编辑：鲁迅研究动态
本文推广：翻译学通讯
作者简介：李今，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及汉译文学。著有《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海派小说论》《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等，主编《穆时英全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及数据库建设(1896-1949)”(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国文学名著的汉译形象研究”（2013年）等。曾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任研究员、编研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
内容简介
《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是应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对汉译文学中的改写现象进行研究，试图将汉译文学改写的个案或现象视为中国20世纪历史的碎片，借此去认知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的独特光影。书中选择了《鲁滨孙漂流记》、《简·爱》、洋孝子孝女故事，及高尔基、普希金以及翻译序跋等个案，聚焦其译作和评介中的改写问题，由内而外探究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的发生与译者的政治立场、文化身份、美学追求及其所处社会语境的关联，由此呈现在思想、观念、情趣等层面，中国与世界相交融与激荡，相拒斥与杂生的复杂历史面影。
目录
导言
第一节 “汉译文学研究”的名与实
第二节 方法：改写现象的内与外
第一章 汉译鲁滨孙形象的文化改写与征用
第一节 维新话语中的沈祖芬本
第二节 革命话语中的《大陆报》本
第三节 传统儒学话语中的“林译”本
第二章 以洋孝子孝女故事匡时卫道
第一节 林译“孝友镜”系列改写中的伦理教化
第二节 从“天使”到“孝女”：《孝女耐儿传》与《老古玩店》
第三节 五四“铲伦常”论争之反思
第三章 汉译《简·爱》的通俗化改写
第一节 周瘦鹃对《简·爱》的言情化改写及其言情观
第二节 伍光建对《简·爱》宗教叙事与隐喻的删节
第四章 评介中的改写：域外作家形象的流变与征用
第一节 高尔基：从同路人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导师
第二节 普希金：从贵族到人民的诗人
第五章 译序跋中的改写：观念之流变
第一节 译序跋中的“战争”观念
第二节 译序跋中的“革命”观念
第三节 译序跋中的“人”之观念
结 语
征引文献目录
后记
《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后记
这本书拖的时间实在是太久，竟让我感觉不是在出版新作，而是修订一部旧作了。
大体说来，拙作是在一个方向上，关于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的专题性论文集。2006 年我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第三卷的写作，取其核心内容，题名《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出版后，即开始了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阅读和准备。
想当初，大概是2000 年吧，杨义先生召集连燕堂、秦弓（张中良）、周发祥、赵稀方几位老师，组织我们一起撰写一套六卷本翻译文学史时，正式出版的相关论著尚只有陈玉刚的一册《中国翻译文学史稿》，所以我们主要着眼的还是综述、发掘和梳理汉译文学的整体面貌及其流脉分殊。但这次初涉汉译文学领域的探查，让我萌发了做三件事的冲动：一是编辑一套《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二是撰写晚清民国时期“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三是经典个案研究，选择汉译文学的几个典型文本，组成纵横交错（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诸种不同汉译本）的谱系，探究其来到中国的变形、新生，及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缘由。很显然，前两件事需要条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这样，我最早投入的就是本书的酝酿。
当时，后殖民理论批评兴起，重评《鲁滨孙漂流记》成为其理论实践的核心文本之一，但学界尚以经典汉译本作为分析对象，当我考寻到拙作所阐释的沈祖芬、《大陆报》、林纾汉译“鲁滨孙”的早期译本时， 真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由于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专注于译作如何与原作对等的问题，更偏重译作定本；比较文学研究在放眼世界、追究本源时，对不忠实的历史译本也多不以为意；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则惯于把外国文学影响推至背景。因而，几个与近代以来的汉译文学相接壤的学科，不免都忽视了对这个领域所存有的丰富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治。
我有幸于2007 年获得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BC）任教的李天明先生邀请，公私兼顾地做了近一年的访问学者。UBC 大学图书馆的文科研究生阅览室，不仅图书开架，可以自由取阅，更有利的是其图书按专题排放，便于一目了然各科专题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其重要成果。这不仅让我能很快知晓每一次新理论思潮兴起，西方学界对《鲁滨孙漂流记》《简・爱》等我初步选择的研究文本的不同阐发，也给我留下了其文学教学一直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深刻印象，加深了对个案研究学术价值的体认。
现在想来，影响本书写作的因素，还不能不提及我们全家一度移居温哥华，前后八年频繁往返与居住的经历。这让我接触到加拿大社会生活的一般情形，尤其有幸认识了几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有相当一段时间参加了当地社区教堂举办的诵读讲解《圣经》课程，与牧师先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
对于我们这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五○后”来说，改革开放的大潮彻底席卷了青少年时期所树立起的“时刻准备着，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也一起摧毁了我们的盲目信仰之心。所谓宗教信仰从小就没引起我们的尊重，一直视其为“精神鸦片”而蔑视之。我去听讲不过是为了学英语，和牧师聊天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学英语。但当了解到Stephen 先生是位哲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大学，懂好几种语言时，我开始好奇，想知道他是真信主的人，还不过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罢了。记得有一次他谈到，在接连有了三个女儿后，他就向主祷告，恳请上帝送给他一个儿子，并发誓会让儿子奉献一生，从事荣耀上帝的事业。后来，Stephen 先生真的如愿以偿。他骄傲地告诉我，儿子现在二十岁了，天生明白神的心意， 比他具有更广博的知识，懂十种语言。我知道他这是在以自己亲身经验的神迹向我宣教呢。后来，我还真有幸聆听了Stephen 儿子来给我们讲《圣经》。那天，他穿着雪白的衬衫，天使下凡般站在光里，毫不理会我们是否听得懂，只沉浸在自己激情四射的讲演中时，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之后，当Stephen 又和我谈起曾为重病的父亲做祷告时，我很有点观衅伺隙的坏意，毕竟人逃不脱过不去的大限，于是马上乘机追问： “你父亲现在怎样了？”Stephen 看定我的眼睛，郑重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父亲走了。”但马上又坚定地说：“这是上帝给予他的最好安排。”我愣住了，终于明白了确信God is good 的思维，理解了信靠主的虔诚教徒的灵魂。我觉得正是有了这份对现代基督教徒信仰之信任，才使自己获得了进入基督宗教观的基本条件。因为拙作所讨论的笛福、夏洛蒂・勃朗特、狄更斯，虽说已处于基督教世界的瓦解过程中，但仍然归属这个信仰的共同体，其作品仍是他们各自特殊的宗教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是具有一般超自然的基督教性的文学；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和经验领受神的话语，为主作见证。同时，他们也正处于将“心目中的信仰认为当然的事情”与“对于信仰有所怀疑、烦恼，或竟至争辩”（艾略特语）的松动时期，其文学具有更加繁复、更贴近现代的品性，因而既可为现代世界的世俗生活，也可为现代世界的信仰生活提供活水泉源，成为不朽的经典。
长期以来，我们在译介西方文学时，往往只取其社会意义，而丢弃了宗教内容，视而不见的恰恰是占据其信仰生活核心的精神与心灵的世界。所以，我的研究也是对这些经典之作的重读，这让我真切体会到基督宗教文化对其教徒的精神塑造，上帝不仅在他们精神结构中居于至高位置，他们也因上帝之名得生命。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一文化传统所生成的精神结构，仍在操控着现代书写，名称在变化，但这一超稳定的精神结构仍若隐若现。
通过原著与译作的比较对读，汉译的改写现象得以凸显；而且我发现越是不忠实原著之处越有着可发掘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内涵，这个研究过程充满了发现的惊喜、探究的兴致与解惑的快乐。从2009 年开始，这一方向的研究基本是以一年一篇的龟速写作和发表。但到2014 年左右，上帝似乎眷顾了我，前面说及我想做的另外两件事接连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这两个大的集体学术工程的开启，让我正在进行的个人研究计划搁浅。
迄今为止，我与罗文军、樊宇婷、崔金丽、屠毅力、刘彬、尚筱青、张佳伟、张燕文共同编注的《汉译文学序跋集》（18 卷）已经完成，正在陆续面世；在我主持，夏晓虹、方锡德、孙郁、解志熙指导下，由罗文军、赵天成、熊婧、朱佳宁、李欢分卷撰写的《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也已获优秀评级顺利结项，并和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合作开发了同名数据库，现已正式上线。关键是我于2019 年退休后，可以腾出精力将个人成果修订成册了。
遗憾的是，随着集体项目的实施和开展，我原来的个案研究已转向对汉译文学历史文献的综合整理，以及对其研究路向、方法的思考与总结。特别是通过集中审阅晚清民国时期三千多篇汉译文学序跋，深切触摸到翻译家的即时书写所表达的社会公共舆论之流行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和脉动的轨迹。拙文《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序论》对此做了整体性的粗线条勾勒与阐述，以描述现代汉译文学与中国以及世界大历史事件相互激荡的历史图景与态势。我甚至感到汉译文学的如何“拿来”，似乎比中国现代文学更能反映出中国在20 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主潮的共振中，做出选择的历史趋势，值得我们在这个方兴未艾的领域深耕细作，切实探究中国走向现代步履的艰难与复杂，以及走向世界的历史大势所趋。
面对先后在汉译文学领域，但出于不同思路和主旨而写下的文章，如何将其组合到一起，的确让我颇费斟酌。考虑到我的研究目的不在评估翻译水平、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而旨在通过历史遗留的汉译文本去探究彼时政治、文化与文学的问题，其方法恰恰要从发现原著与译作的改写现象起步，并进一步追溯其成因；而汉译文学的改写主要发生在两个环节，即翻译文本里的改写与评介中的改写。所以，本书在汉译文学改写的总视角下，又分殊为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是汉译文学中的改写现象研究；二是评介中的改写现象研究，其中又将评介的一种特殊类型—— 序跋中的改写专列一章。
由于拙作收入的大都是分散发表的论文，为了统一于“改写”这一主题，这次编定成书又做了不少的修订和补充。特别是最后一章，对原名为《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序论》一文进行了较大的增删，以呈现其改写的旨意和论据。另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章以高尔基和普希金示例分析“评介中的改写：域外作家形象的流变与征用”两节，虽选用的是旧作，但对普希金在中国的形象变迁做了较多的补充。第一章“汉译鲁滨孙形象的文化改写与征用”，是我最早进入的论题，花的工夫也最多，但后来发现年轻学者做出了更多的稽考，如崔文东不仅起步早，也对清末汉译鲁滨孙版本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辑佚和整理，姚达兑发现了粤语版，李云进一步考定了其译者身份等等，我对这一章的修订，吸收了他们的成果。罗文军在做晚清时期的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时，发现了《时务报》最早刊登的柯南・道尔的两篇侦探小说为曾广铨所译，使我得以修订之前的误判，谨在此向年轻学者们的精进致以诚挚的谢忱。
行笔至此，又让我不由缅怀起两年前溘然长逝的谢天振先生。他不仅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理论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也是这一理论的卓越实践者。虽然我和先生并非同一专业，更无师承关系，但早已在内心将先生奉为导师。我不仅自己读着他的书进入汉译文学研究领域，也曾将先生主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作为我汉译文学研究课程的教材，受惠良多。
说起来，我和先生只在会议上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于2010 年底，那时我还无缘拜见先生，为筹备人大文学院与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我非常冒昧地向谢天振先生发出邀请，他的到场和最后演讲为这次跨学科会议增添了高屋建瓴的气派和精彩！后来我才晓得，当时我不仅应感谢他的大驾光临，更应感恩他对拙作《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的肯定。可那时我并不知情，竟一个“谢”字也未曾说出。后来，在我朦朦胧胧意识到西方文学与文化被中国“拿来”所发生的变形，主要表现在汉译和评介这两个环节时，一次逛书店偶然看到谢天振先生的大作《译介学导论》，让我眼前顿时一亮。当我拜读到“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一章时，竟赫然出现了自己的名字。先生论述了翻译文学史应该如何写之后，推举拙作说：“眼下正好有一个实例可援，那就是最近刚刚出版的《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这本书的书名虽然没有明确标明是一部‘文学史’，但它不仅已经具备了一部翻译文学史最主要因素，即作家（包括原作家、翻译家）、作品和事件，而且对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研究等问题，分析得更是相当具体和深刻。”接着又对具体篇章进行了例举分析。先生真是火眼金睛，拙作本来就是为杨义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而写，因为个别时段迟迟未能完成，我就先把苏俄汉译文学部分出版了。我和先生没有任何私交，能得到他的称许，真让我荣幸之至！每逢填表，都要骄傲地把这段话征引上。直到2016 年在赵稀方筹划组织的“翻译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再次见到先生时，我才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激！算起来，先生的这部大作于2007 年出版，我的致谢却迟到了近十个年头！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18 年，为参加赵稀方大作《翻译与现代中国》的研讨会，先生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那天先生穿着白色运动鞋，白衬衣外罩着浅蓝色开衫绒衣，朝气逼人，我和赵稀方都不由赞叹先生的年轻蓬勃。万万没想到，先生走得那么急，消息传来，不胜惊讶与悲痛！我和先生真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字之交。想想作为学人，与同仁与社会的联系真是少之又少，大多是文字之交。幸？抑或不幸？我深深知道自己的研究，即使浅薄也离不开这种文字之交，所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具体说来就是前人和同仁著述文字的启迪和铺垫，它不仅超越时空，也可以超越生死的界限。
窗外春光明媚，一树一树的新绿绵长地随风摇曳，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
在众生的天空下
人们听到离去的人
留下的脚步声。
仍然只能谨以文字记下我对先生的思念和致敬！
一本书的面世真是不容易，且不说要读多少书，查阅多少资料，点灯熬油多少日日夜夜，即使进入出版流程又要劳驾多少人？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感谢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聘我为兼职教授，让我能够面朝大海，静心修订；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周彬主任的热心策划和建议，感谢于铁红老师的细心编辑。我们已经合作过一次，正因为上次出版《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修订本时，于老师对文字的敏感和专业，为拙作纠正了不少的差误，让我这次又不顾于老师已在享受含饴弄孙之乐，再次请她费心。也是在于老师的建议下，出版又增加了一个配图环节，以期左图右文，达成相互说明佐证的效果。因为年代久远，即使多方查获到图片，经常也因像素不够，来回反复了多次，还有黄敏劼老师的校订，又做了精心的正误和规范，所以特别要感谢北大出版社编辑团队的敬业和专业。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都是有求必应、搜寻资料的好手，让我这个当老师的自愧不如。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未毕业的学生，我的导师严家炎、朱金顺先生的治学精神一直笼罩着我，师兄们的精研博学也一直督促我不敢懈怠。特别感谢师兄解志熙为拙作取了个提喻性的好题目，梁坤老师提供了高尔基故居照片及其说明，李怡老师及其学生帮我在川大图书馆复制了《广益丛报》，等等。最后，还要感谢夫君和儿子的一贯支持与帮助！因为平时习以为常，此刻却想郑重表白一下，以示感刻于心。有幸为学人，有幸生活在我喜爱的人们中间，有幸想做什么事，就能获得应有的帮助。感谢所言与未言、所见与未见，但一直默默施于我的所有！
初稿于2022 年4 月
定稿于2022 年9 月4 日北京奥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