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人｜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

   语言学人（第 28 期）

黄国文

赵蕊华（以下简称赵）：黄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对您进行访谈。这几年来，“生态”在我们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频繁出现，比如，经济、农业、教育、娱乐、城市发展等等，这是否是一种生态泛化，或者说学科生态学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黄国文（以下简称黄）：“生态学”一词是由德国生物学家Ernst Haeckel于1886年首次提出和定义的，换句话说，生态学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即生态泛化。生态泛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出现了经济生态学、生态工程、人类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放射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教育生态学、生态翻译学等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而生态语言学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独立学科。

赵：生态语言学发展了近半个世纪，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生态语言学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

黄：好的。生态语言学在国外和国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比国外，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目前，为学界所熟知并且广泛认同的是Haugen模式和Halliday模式(Fill 2001)。Haugen模式即Haugen(1972) 提出的隐喻说，他将语言与言语社团的关系看作是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研究内容为语言跟踪、记录和调查、语言保护、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活力等等。另一种模式，Halliday(1990,2007)模式是非隐喻的，关注的是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语言是怎样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通过研究语言揭示生态问题以及说话人的生态哲学和社会目的，分为生态话语分析和话语的生态分析。虽然这两种模式是广为认可的主流研究路径，但是正如Steffensen和Fill(2014)所提到的，在这两个学者之前就有了相关研究，只是特定的语境赋予了两者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认为是他们开拓了这两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对于这点，我是认同的。

赵：您在2016年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明确提出中国语境下要重点探讨和谐话语的构建和推广，请您具体阐述一下其含义和所依托的理论框架。

黄：我从2013年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以来，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国外研究者所展示的批判视角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如Goatly 1996;Stibbe 2004, 2014, 2015) 是否适合中国语境。我们在《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黄 国文、赵蕊华2017）中勾画了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和和谐话语分析的异同，明确指出生态话语分析需要考虑其语境，任何脱离语境的分析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在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话语产生的体制背景、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影响、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而且我多次谈到（2009，2016d）语言学探索中本土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追求研究原创性和本土化的必要和趋势。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黄国文2016a, 2016b, 2016c) ，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因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2016a:12)。“和谐”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词，它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一致。在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并非单纯地批判非生态因素，而是要结合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的动态发展，研究生态因素与非生态因素的调整和融合。不过，这并不代表和谐话语分析局限在中国语境，它可以广泛应用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背 景下的生态话语分析。但是，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生态和谐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为它们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所说的和谐话语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的，或者说是以特定社会文化为基础的。

赵：您能具体介绍一下进行和谐话语分析的方法吗？

黄：和谐话语分析的方法与话语分析有相通之处。我认为首先要有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哲学或者生态观，在生态系统中观察现象、考虑问题，要坚持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法：上至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下至上下文语境，从示例极到系统极。我们在分析时，要考虑语篇背景，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要了解语篇具体环境，知道经验含义、人际关系以及谋篇布局。对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惯常做法，分析表现在语言的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甚至是语音层的特点。一开始，我们可能需要从生态话语文本着手，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然后逐渐将分析扩展到各个文本类型，最后进入整个语言系统，并在生态视域下讨论问题。但是这几个方面并不一定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先后次序，它们也可以同时进行。

有一点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生态话语分析中，分析者的生态哲学或者生态观极大地影响了对话语的理解、解释和评估。和谐话语分析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以西方的生态哲学或者生态观来评估中国的生态问题、衡量中国的生态事业进程。西方生态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环境主义—激进环境主义—深生态主义。很多西方的话语分析者（如Naess 1995; Stibbe 2004, 2015)区分了浅生态主义和深生态主义，以深生态主义的观点审视话语，批判有悖深生态主义的言语和行为。但是这在中国目前并不合适，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诸如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前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国家为发展经济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动植物濒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这也引导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绿色”工业革命。这些生态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中国，但是当下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都不同，我们需要以此为依托进行话语分析，有步骤、有理性、循序渐进地推动生态系统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和谐。这不是一种开脱或者说辞，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也不同步，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来对待中国的现状，不能完全采用他们的生态观，这其实也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赵：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黄国文2016a）和《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黄国文2016b）中都提及道家的生态传统，那么和谐话语分析是否蕴含了这些生态思想，除了道家外是否还有其他中国传统思想？

黄：对，在这两篇文章中，我说到了老子的《道德经》。我最近经常翻读《道德经》，受到很多启发。道家主张以人为本，同时也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注重天地万物的自然平衡与生态和谐。道家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从道产生。道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是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根源，所谓“道者，万物之奥”（第6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就是这个道理。道家的生态思想非常博大精深，这里无法也不可能一一阐释，不过我还想提一个与“道”紧密相关的思想，即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强调万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举一个非常接近我们生活的例子，中国的饮食。虽然中国的八大菜系，还有一些未列入主要菜系的地方菜，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川麻、湘辣、沪甜、粤鲜，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量相冲的调料和酱料，比如辣椒、醋、糖等等。要想做出一道可口的菜，就需要调整每种调料的比例，达到平衡，就像糖醋排骨、鱼香肉丝这些我们常见的菜式。这种对立统一、求同存异、平衡和谐的生态思想融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

赵：感谢黄教授与我们分享了生态语言学与和谐话语分析这么多的精彩内容！

黄：谢谢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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