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冯志伟、李宇明、冉永平：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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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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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中国语言战略》2024年第1期

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三问

冯志伟李宇明冉永平

编者按

设置这样一个专栏或访谈活动的目的旨在引导学者深入思考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关键点，针对中国语言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发展方向、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展开探讨，激发集体智慧，凝聚共识，进而有效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与话语建构，推动一级学科乃至独立学科门类的建立。

中国语言学最缺五种人才

冯志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问题一：您认为中国语言学最缺什么样的人才？

我认为中国语言学最缺如下5种人才：

第一，精通中国古代典籍，熟悉文字、音韵、训诂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应当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之大才。我国是文明古国，有光辉灿烂的语言文字宝藏，需要这样的人才去研究、挖掘，使之发扬光大，并且把中国语言学推向世界。

第二，熟读现代国外语言学原著，熟悉国外语言学发展历程、通晓国外语言学流派和理论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不是通过第二手的翻译材料来了解国外语言学的发展，而能真正从现代国外语言学原著中来理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

第三，精通多种语言、熟悉国外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精通多种语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获得对于人类语言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

第四，精通语言学、又懂得数学的人才。语言具有精妙的数学结构，这样的人才既懂得语言学又懂得数学，就可以用数学的逻辑之美揭示语言的结构之妙，从而揭开语言的数学面貌。

第五，精通语言学、又懂得计算机技术的人才。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已经是当代人工智能的重要领域，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灿烂明珠。这样的人才兼通语言学和计算机技术，可以使用精湛的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自然语言处理，使得人工智能的这颗皇冠上的明珠更加灿烂。

问题二：中国语言学怎样才能对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变革或创新？

语言学方法论的变革或创新与语言知识生产范式(paradigm of language knowledge production)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语言学科发展的顺序，语言知识生产范式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4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于规则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这样的范式以语言学家的“内省”(introspection)为主要手段，靠语言学家本人的语言直觉和聪明才智来研究语言。当语言学家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或问卷的方式，从别人那里“诱导”(elicitation)出他们感兴趣的语言知识，进行语言知识的生产；这时语言学家不再充当语言数据的提供者，而需要通过他人的诱导才可以获取到语言知识。通过“内省”和“诱导”两种方式，语言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地探讨语言规律，洞察各种语言现象，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这些语言规律对于各种语言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这样的范式往往会受到语言学家本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可能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这些规律对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的覆盖面不强，难免出现以偏概全或以蠡测海的弊病。

第二阶段，基于统计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这样的范式从大规模的(large scale)、真实的(authentic)语料库中，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来获取语言知识，不再依靠语言学家的“内省”或“诱导”，避免了知识获取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提高了语言知识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机器学习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无监督机器学习(un-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有监督机器学习(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半监督机器学习(semi-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3种，巧妙地把人的主观知识与语料库的客观知识结合起来，大大地提高了语言知识的可解释性，也显著地扩充了语言知识的覆盖面。但是这种传统的人机结合的机器学习方式需要通过人工来研究语言特征，耗时而又耗力，是一项非常艰巨的“语言特征工程”(language feature engineering)。

第三阶段，基于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近年来，随着大规模并行计算以及GPU(Graphic Processing Unit)设备的普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可供机器学习的数据资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计算能力和数据资源规模的支持下，计算机已经可以通过“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方式，训练大规模的“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进行全自动的语言知识生产，不再需要艰巨的语言特征工程。由于语言知识是从大规模真实的语料库中获取的，这样的范式的覆盖面大，知识获取的效果超过了基于规则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和基于统计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但是，这样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的解释力不强，研制出来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尽管性能优异，还是一个“黑匣子”(black box)。

第四阶段，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2022年11月，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从语言大数据中获取了丰富的语言知识，在语言生成任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海啸。ChatGPT采用了一种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ChatGPT的训练语料高达100亿个句子，包含约5000亿个词元(tokens)。ChatGPT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训练数据来模拟人的语言行为，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文本，并能够根据上下文语境，提供出恰当的回答，甚至还能做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进行机器翻译，帮助用户调试计算机程序，写计算机程序的代码，做数学题，而且能够通过人类反馈的信息，不断改善生成的功能，已经达到了很强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计算机的语言知识生产产品可以与人类的语言知识生产产品媲美。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言知识生产范式深刻改变了过去的语言知识生产方式，呈现出语言学的研究主体从单一的个体钻研到团体的群智协同，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从经验积累到数据分析，语言学的研究形式从原理形态转向交叠形态，这是语言知识生产范式在方法论上的剧烈变革和重大创新，这样的变革和创新将会推动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问题三：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中国语言学应不应该成为一级学科？

传统的中国学术体制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是为文学服务的，因而把语言学作为文学之下的分支学科。在人工智能时代，语言学研究除了为文学服务之外，还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既是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自然现象，语言具有声学物理特性，具有精妙的数学符号特性，语言学研究除了与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神经科学有关。李宇明先生提倡“大语言学”，我完全支持他的主张，提升语言学的学科级别，升格成为一级学科。

中国语言学要尽量

把思潮和问题“语言学化”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问题一：您认为中国语言学最缺什么样的人才？

“中国语言学”是个歧义结构，可做两种结构分析：A)中国语言+学；B)中国+语言学。

A的意思是对“中国语言”进行研究的语言学，其外延主要是中文、民语两个学界，我国的学科设置、学会活动等反映的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B的意思是中国人进行的语言研究之学，其外延传统理解为B1)，即中文、民语、外文三学界，国家社科基金的语言学科，就是三界一家；但是语言问题不仅这三个学界感兴趣，不仅这三个学界有研究，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广告学、哲学、法学、逻辑学、病理学、神经学、脑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都将语言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上都有独特贡献，因此B的外延也可以是B2)，即中国的所有研究语言问题者。

当今讨论中国语言学，视野理应是B2，否则都显得狭隘。但是，为了使回答较有针对性，本文将视野聚焦在B1，即中文、民语、外文三学界。

中国语言学最缺什么样人才，也就是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最需要专业基础扎实的创新人才。语言学是一个需要专业资质的学科，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难以进行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在专业基础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某种语言现象进行调查、描写和分析的能力。这种语言现象可以是某种自然语言现象，亦可是某种社会语言现象，抑或是网络语言现象。调查地点或在田野，或在社会，或在文献中，或在互联网上。研究方法或是观察法、统计法、实验法等。通过调查、描写和研究，能够发现和认识某种新的语言现象，培养语言敏感性和语言分析能力。

创新人才是具有学术追求、批判精神、跨学科意识和充分想象力等品质的人才。学术追求就是要以学术为业，以学术为乐，以学术为是，追求学术最为本真的东西。虽然学者也生活在人世间，需要谋稻粱，甚而谋声誉，但不能将学术作为敲门砖。批判精神就是“什么都问一个为什么”的追根究底精神，这是创新的基本品性，有时还是一种学术勇气。跨学科意识之重要，是因为语言学问题多数都是“复杂问题”，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并获得帮助，甚至需要多学科联袂解决。创新是“无中生有”或是“由一生二”的活动，行走在人类思想的“无人区”，故而需要无拘无束的想象力。

创新的目标是：突破本领域前沿，领跑前行，对本学科具有提升力；或是在学科交叉点上有所创造，借鉴他学科，也为他学科提供给养，使语言学具有学科穿透力；或是敏锐发现语言生活的问题与需求，将这些问题与需求“学术化”，开拓语言学研究的新空间，设置学术新赛道，使语言学具有社会影响力。

专业基础扎实的创新人才，一般难以用一般模式“培养”出来，而主要是年轻学者在学术生活中自觉历练，有所觉悟，不断成长；这当然也需要学界和社会提供宽容的学术生态。

问题二：中国语言学怎样才能对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变革或创新？

语言（口语和书面语）在知识的创造、记录、整理、传承、传播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更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但是语言学未必是科学发展的基础。语言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语言学去努力争取。

历史上和国际上，语言学曾经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古希腊语言学在古希腊哲学中有重要地位。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和成果，都对相关学科发生了重要影响，有人把语言学形容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先学科。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更是影响了哲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这都表明，语言学，包括中国语言学，是可以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包括提供方法论的变革或创新。

科学是一个共同体，每一门科学都是共同体的成员，都应该为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中国语言学要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生影响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首先，中国语言学需要有科学共同体意识。关注科学共同体的追求、思潮和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尽量把这些追求、思潮、问题“语言学化”，并利用语言学优势加入到解决共同体面临的问题之中。

其次，要注意交叉学科建设。语言学已经与许多文理工的学科交叉结缘，而今还要特别注意新兴学科，与新兴学科交叉结缘。在学科交叉中与相关学科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第三，要把语言生活作为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关注中国乃至世界上语言生活的问题与需求，在解决语言生活问题、满足语言生活需要中发展语言学，同时也发挥语言学的社会作用，建立起学术与社会的“旋转门”。

第四，语言学要在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向应用研究发展，再进一步向“社会言说”发展。言说的本质是对言说事物有认识，言说的作用是传播新思想，是影响社会，影响言说者和被言说者，是语言学影响语言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学术行为。语言应用要涉及、要适应语言之外的许多领域，言说要有一定的话题和情景，也需要进入领域语言学，因而也都有利于形成交叉学科。

语言学的发展需要理念、方法和材料，其中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十分重要。几百年来的语言学发展。都非常注意向相关学科借用研究方法和手段，特别是由于语言的符号性质，也向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借鉴了一些研究方法和手段。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些方法和手段通过语言学的运用又有所整合发展；特别是在大语言模型等语言智能的框架下来处理语言数据，语言学一定能够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如果语言学注意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总结整合和方法论提升，语言学产生的、向其他学科借用且有所发展的方法、手段、方法论等，一定可以向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输出，进而或可引发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变革或创新。

问题三：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中国语言学应不应该成为一级学科？

中国现有的学术体制对学科的划分并不一致。在图书馆学的学科分类中，早有语言学一目。在中国社科基金立项系统中，语言学（中文、民语、外语等）也早成一支。《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学科划分为14个大门类，语言学不仅不是一级学科，而且分属于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中，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国际中文教育”放在教育学门类中。语言学应不应该成为一级学科，是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的框架下提出的学科设置问题。

语言学应该不应该成为一级学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学科体量。根据李宇明《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1期）的不完全统计，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有70余个名目，涉及语言结构、语言功能、语言应用、人类语言学习、机器语言学习、语言与生理、语言与认知等七大研究领域，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工科）。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8）》及其他一些来源的数据，我国语言研究者、语言（语文）教师等专门的语言职业者有500万众，大学的语言（语文）教师都有研究任务，中小学的语言（语文）教师也要求有越来越高的语言学素养。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从业人数，可与语言学相比。

其二，学术力量。语言学是历史悠久的学科，国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发轫。经古罗马和古印度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类型语言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发展，语言学已经是科学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中国传统语言学是世界三大语言学源头之一。《马氏文通》1898年出版，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进入科学阶段，100多年来，中国语言学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一个例证是我国的“双一流”学科建设。据刘海涛《中国语言学建设两大要务：成果国际化和方法科学化》（《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1期）的数据，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等部委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有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有95所。其中，“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有6所，“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有6所，“语言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有2所，“现代语言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3所。与语言学有关的学科是那次入选“双一流”建设最多的学科。

其三，学科价值。语言是人类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文化最重要的创建者、负载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同时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语言产品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产品和高新科技商品，语言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由于语言在人类群体和个体的发展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语言研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引来众多学科开展语言问题研究。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主学科，其研究对社会发展、对相关学科的发展理应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数字化和语言智能到来的时代，语言学的社会红利和学科红利更为显著。

在现实学术生活中，语言学不仅发挥着事实上的一级学科的功能，而且也在发挥着一个学科门类的功能。它在汉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国际中文教育四个一级学科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学术地位；在其他学科、包括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中，都可以找到语言学的活跃身影。语言学不能作为一级学科设置，不仅是语言学的发展受到极大损失，许多与语言学相关的学科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国家的许多方面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有权之士能够看到这一点。

中国语言学最缺的是理论语言学方面的高素质人才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问题一：您认为中国语言学最缺什么样的人才？

在人工智能、数字人文、交际网络化等繁杂多样的外部语境，以及学科发展不断呼吁交叉融合、学术研究要创新话语体系等内部语境的影响下，与很多人文学科一样，我国的语言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发展困境，其发展滞后于社会期待与需求，亟待广大学人共谋语言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之道。

对中国语言学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吕叔湘、张志公等已故前辈学者于垂暮之年就多次进行过反思，甚至批评，比如西方语言学理论借鉴的利与弊、汉语语法体系研究与建构的不足等，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大家争论的一些焦点。就“中国语言学最缺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基于担任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语言学期刊主编10多年的经历与体会，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就是音系学、形态学、语义学、语言哲学等基础研究的稿源日渐稀少，甚至一年也没有什么投稿，更不用说优质稿件了；不仅如此，不少高校语言学专业方向的类似研究生课程都找不到合格的任课教师，句法学方面的情况可能好一些，但从事句法学研究的高校师生也在大幅减少。更多教师和研究生转向了认知语言学、二语或语言教学、语言习得或学习、话语研究、翻译研究等应用性方向，国内各大语言学类期刊的刊文情况便可见一斑。这些趋势预示着，我国语言学的现在以及未来最缺的仍会是理论语言学方面的高素质人才，这方面的人才匮乏将会越发严重。这是涉及语言学学科根基的核心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想起两位大名鼎鼎的国际学者：日常语言哲学家格莱斯(H.P. Grice)和奥斯汀(J. Austin)，他们分别创建了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和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对语言哲学、意义、语言使用等的理论创新贡献巨大，也为语用学奠定了重要基石，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生前成果很少，信奉并践行少而精的学术原则，长时间专注于语言的基础问题探究，最后实现了理论创新与突破。比如，格莱斯于1957年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意义”(Meaning)早在1948年就写好了，但他并不急于发表，而是不断修改、提升完善，最后成为了意义研究的精品；同时，格莱斯和奥斯汀的成功都离不开蒯因等同行学界伯乐对他们的发掘和提携，助力他们成为了真正的世界一流学者。这就不难回答为什么我国语言学或与语言有关的从业者众多，但却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学大家。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尤其是外语界学者在国际语言学期刊上刊发的成果数量越来越多，但被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与普遍采用的突破性理论成果还十分匮乏。这对当下我国语言学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具有重要启示，亟需改变以论文成果多寡论英雄的人才评价机制，重视语言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问题二：中国语言学怎样才能对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变革或创新？

就研究方法而言，问卷调查、田野调查、语料分析、实验法、对比法等都是语言学领域里的常见方法，近红外脑成像（fNIRS）、磁共振功能成像如(fMRI)等新技术手段支持下的现代实验方法也得到了应用，有助于揭示语言使用与认知的复杂性，并凸显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必然触发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诸多改变，包括对传统研究范式和思辨性研究的影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包括较多的哲学社科研究，经验性或内省式的研究居多，就难免主观性、或认识的自我狭隘了。为此，我们要提倡使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更要重视基于语言使用和交际过程，去研究人类语言的语词、意义和话语问题，尽量避免从单一的语词出发去研究语言问题。近年来，西方语言学特别重视“话语过程法”(discursive approach)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强调基于语言使用的交际语境与动态变化过程，去看待语言使用的语词选择、意义表达、功能表现等，这体现了现代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典型变化，对我国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才能更好地描写、发现和揭示汉语使用的语词选择、句法特征、意义建构、语用功能等。

在类似研究方法的变化与驱动下，西方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语用学等得到了快速发展，包括语言使用的句法-语用、句法-语义、认知-语义、语义-语用、认知-语用、社会-语用等界面问题研究，而相比之下，我国汉语言研究中类似分支方向的发展则显得较为滞后。语言学的研究除了受到研究方法的影响外，如何选择理论视角也很关键，这涉及到我们持有什么样的语言观、语境观、语言使用观等，往往会制约研究方法的选择，并影响研究结果。作为哲学社会学科的重要构成，语言学要实现‘我为主’的创新发展，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相互隔离，要善于吸收国际语言学界的前沿性方法和理论创新成果。在历史演变中，语言学发展出现的多次重大潮流和研究转向都是西方学者引起的，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它们也影响着我国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看，多视角的互鉴融合、多元化与多模态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必然，从形式到功能、认知，更加重视体现以用为基础(use-based)的语言研究，包括语言描写，从而揭示语言使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

另外，我国语言学的力量还包括很大一部分外语界同仁，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研究方法，以及在汉语言成果的对外交流、传播等方面，可与汉语界学人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协同，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创新、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的更好发展，甚至变革，因为哲学社会科学视域下的人类文明与知识体系创建是互融互通的，不应人为割裂并划分各自的属地范围，否则百害无一利。为此，汉语界与外语界的学人们应打破壁垒桎梏，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与融通，分享基于不同语言资源、中西合璧的研究成果与过程，共同推进我国语言学学科的整体发展与创新。

问题三：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中国语言学应不应该成为一级学科？

毫无疑问，如果能独立为一级学科，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将会得到彰显，并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应用与语言服务等必然会得到更全面、更合理的发展；同时，语言学一级学科的整体建设有助于消除汉语语言学与外国语言学之间长期形成的“两张皮”鸿沟，避免英语与小语种之间的“多张皮”现象，民族语言、边疆语言等也会进一步受到重视。这不仅是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必要，还关涉国家的语言战略与安全，以及更好地发挥语言学在国际政治、外事外交、国际经济商贸、国际交流与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的作用。语言既是一种策略性工具，更是一种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定离不开语言学的学科贡献。

如果语言学能够成为一级学科，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与规划要避免根据是否涉及应用，就简单将语言学各分支方向划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类别，更不能分而建之，否则有违学科规律，会引发更多误解，不利于语言学一级学科的健康发展和人才培养，因为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的基础性方向也涉及它们在二语或母语习得、语言教学、语言信息处理、语料库语言学等方面的实际应用；相反，二语或母语习得、语言教学、语言测试、语料库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临床语用学等应用性强的语言学分支方向本身也离不开理论语言学，需要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也需要理论建构。

无论是对语言现象的描写、理论建构，还是研究方法的检验与创新，我国语言学都需加强植根于多语言、繁杂语境基础上的语言对比、语言功能、语言理论建设等，利用好汉语等本土化的语言资源，才能为国际语言学做出应有贡献，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流派。在这一点上，欧美语言学研究就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比如为什么能够形成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伦敦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学派、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功能主义语言学学派、认知语言学学派等，并出现各自流派的代表性语言学家，比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描写语言学派的布龙菲尔德、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乔姆斯基等，类似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语言学能够成为一级学科，我们还应加强新兴学科的建设，如病理语言学、临床语言学、临床语用学、媒体话语研究、政务话语研究等，以更好地发挥语言学服务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等的功能，这也是语言学一级学科存在的重要理据。其实，这些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在国外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甚至出现了针对特殊群体（如自闭症患者、老年痴呆患者等）的句法问题研究、语用能力障碍研究、语言矫正与康复等，实现了语言学走进社会，让社会感受到了语言学学科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要能体现时代特征，做到与时俱进，比如要重视网络化交际、人工智能语境下的大数据处理等给传统语言学研究带来的诸多挑战，当然也是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机遇，要推动网络语言学等新兴学科分支的发展。多年前，国外就已出现了网络语用学及其系列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基于“用”语境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很好例证。所以，语言学一级学科的建设内容十分丰富，前景广阔，是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之必需。

当然，在现行学术体制下，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必将任重而道远。

文编| 方小兵

美编| 朱红炎

审核| 陈新仁方小兵

本文来源：语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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