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纵横丨陈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因和历史总结(下)——纪念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将推翻阶级压迫作为己任，并不断扩大革命队伍和影响力。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共产党人发现，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改变中国的现状，即推翻遍布中国的军阀，他们是列强的代言人。而多次的罢工和暴动失败，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很快认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目标，于是开始着手在中国寻找志同道合的盟友。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在继续领导革命的同时，继续积极地同国民党建立联系。

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会议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军阀争斗不息现状下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这说明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民主革命的对象。

会议提出，联系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统一战线，并通过了《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把自身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已经开始懂得了仅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很难成功。因而从思想上改变了“一大”独立革命的策略，视线扩大到最初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二大”指出，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大会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

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由于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要有针对性地分阶段实现中国的革命目标。在现阶段，不是推翻所有压迫无产阶级的敌人，而是有目的的团结一部分阶级，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形式，把国内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实现革命目标的最大化，推翻中国的军阀统治。

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在先进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为了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表示愿意联合其他党派进行革命。这对于年幼的共产党来说，在政策上是一大进步，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同盟军进行革命。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所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并明确指出，联合的首选对象就是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中共“二大”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即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简而言之，即中国共产党自此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而在此阶段，国民党在南方也进行着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共两党革命对象基本相同，为形成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由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初创的中国共产党注重在大城市做工运工作，先后成功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人运动，推动了中国革

中共“二大”后，为贯彻民主联合战线的会议决议，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一批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分别同国民党领导人商谈关于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开始时曾主张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制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西湖会议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表示同意，并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一阶段，有很多共产党员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抱不理解和怀疑态度，未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开始。宋庆龄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处境艰难之时在政治上给予了有力支持，此时的孙中山看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因而采取了联共政策。为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共同的使命与追求，促使国共两党走到了一起。

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同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来换取合作，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着全国党员420人。会议主要议题是解决“西湖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由于“二七惨案”后的工人运动走向低潮，陈独秀对工人运动抱着消极的态度，思想上转向了重视资产阶级，从而和马林共同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聚起来，由国民党领导一切工作。马林代表的是共产国际，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因而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坚持“西湖会议”决议，在国民党改组的前提下，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共“三大”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了两党合作的方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会址

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传到中国，概括起来主要有：国共合作领导权应当归工人阶级；反对封建残余的土地制度，因而一切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对纠正一个月前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存在的问题大有裨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为了尽快推动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等人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0月，孙中山克服重重困难，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进行指导，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了实质性改组。

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解决了党的“三大”没有解决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就是要争取领导地位，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 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的同时，共产党应在国民党中建立自己的党团组织，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同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即将拉开。

192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第13号通告，通知各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恰，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各地党团组织积极地进行工作，“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吸收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入党，使国民党增加了新鲜血液，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引导工农加入国民党的，至少有百分之三十。”

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具体帮助下，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经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到1923年底基本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随即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党员登记，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5月，孙中山到韶关督师北伐

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发展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筹备“一大”的过程，也是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激烈斗争的过程。从政治上看，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组织，分左、中、右三派。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尤其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有的无理取闹，以联名上书、制造反革命舆论、争夺代表席位等，进行阻挠和破坏，有的阳奉阴违，表面附和，暗中反对。

孙中山对这些反合作的右派势力都给以坚决的反击。如冯自由反对改组，孙中山驳斥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张继歇斯底里反对改组，孙中山叫他的卫士长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夜。孙科不赞成改组，孙中山把他的名字从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勾掉。 在这场斗争中，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全力协助孙中山，指出：为了国民，为了实现革命，只有联合其他政党的力量。无论何人反对，我们都不怕，就是击我杀我，也在所不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孙中山主持。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从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把国民党改组。”这是国民党通过党内改组方式实行联共的大会，许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3人，占代表总数的 11%。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有多位共产党人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说：“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来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廖仲恺说：“以前本党之一再失败，而国家之乱源不能廓清，其故即在于认识目标之不错。现在我们已有了宣言，目标算是已定。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前进之标准，努力前进。”

大会通过了新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并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宣言把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也就是同苏俄联合，同中国共产党联合，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宣言》标志着旧三民主义的完结，新三民主义的诞生，是“符民众所渴望”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同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同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上又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成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顶点，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毛泽东称赞说：“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国民党改组后，在政治上提出了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了奋斗前进的目标，一扫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而变得生机勃勃，恢复了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时期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是孙中山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伟大历史功绩，标志着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转变，也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公开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为革命军队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部分革命武装，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在广州创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北伐，使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沉重打击了帝 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历时3年，虽然以破裂告终，但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推进作用和重大意义，影响深远，后又有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在20世纪的两次成功合作，推动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步。国共合作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台海两岸的大势定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当年政见不同的国共两党能够“相忍为国”,为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大业而共同合作，相信今日海峡两岸一定能够为完成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而努力合作，为中国的未来开辟出一条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