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中共黄埔生特点

论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中共黄埔生特点

中共黄埔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共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的党员和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或毕业之后加入中共组织的黄埔军校正期生的统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黄埔生响应中共号召，奔赴东北发动和组织东北人民，建立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斗争。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和杀戮我国同胞，号召工农群众学生武装起来，抵抗日本侵略。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30日，又发出《中共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也于事变第二天、第四天、第六天连续三次发出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把侵略者赶出东北的宣言和决议。中共中央要求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战争，游击队战争与兵变。同时，中共还从关内派遣其优秀党员干部奔赴东北，参加抗日斗争。资料显示，原在东北从事革命斗争和中共先后派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的中共黄埔生，有赵尚志、赵一曼、李秋岳、潘庆由、李云健、李成林、申春、张适、宋国瑞、朴勋、陈公木、李向之、全光等人。这批中共黄埔生虽然人数不多，却在东北抗日军事斗争中发挥着中坚骨干作用，有的还是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的拓荒者、创建者和重要领导干部。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是东北抗日业绩最大，影响最大的中共黄埔生。赵尚志是辽宁朝阳人，生于1908年，1925年夏加入中共，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大队第3队第2中队肄业，后到东北从事革命工作。赵尚志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5月23日，与张甲洲一起建立了东北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任政委。巴彦抗日游击队纵横驰骋于松嫩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巴彦城东兴城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后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赵尚志任军参谋长。红36军解体后，他仍坚持抗日斗争，历任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反日游击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等职。1936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底，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在赵尚志等领导下，各部从松花江下游沿岸的汤原、依兰、通河、方正、木兰、巴彦到小兴安岭山麓的铁力、庆城、绥棱、海伦、通北；从北黑铁路沿线的北安、龙门，到黑龙江沿岸的逊河，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俘虏600多人，攻占城镇二三十座，缴获敌人的大量轻重武器及其它装备。部队鼎盛时期发展到6000人。第3军还帮助抗日联军发展，抗联第6、8、9、10、11军5个军发展壮大都与第3军的大力帮助分不开。赵尚志的骁勇善战使日军及“伪满洲国”当局闻风丧胆，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岩越中将曾哀叹说：“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李云健参与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６军。李云健是黑龙江汤原人，别名张世农、张秋，其祖籍朝鲜，生于1895年，其加入中共时间和黄埔军校期别待查，曾与崔庸健一起参加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回东北。1928年，李云健和崔庸健等朝鲜籍原黄埔军校师生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先后到通河和萝北梧桐河从事革命活动。他们这段时间最大的成绩是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当时的革命斗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许多干部。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3３军汤原游击中队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李云健任参谋长。李云健后历任汤原反日游击队参谋长、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总参谋长等职，参与指挥鸭蛋河街夺枪、萝北县七马架伏击战、袭击太平川伪警察署、太平川西大岗战斗、葫芦脖子伏击战等战斗，以上数战皆捷。参谋长在当年东北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中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决定：部队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政委签字生效。到1934年底，汤原抗日游击总队已发展到400余人，成为震撼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部队后来又扩张到千余人。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潘庆由是吉东中共抗日武装的开拓者和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和第5军催生者。潘庆由是黑龙江宁安县人（另说是吉林珲春大荒沟人），原名李启东，化名潘向允，朝鲜族，生于1891年，其加入中共时间和黄埔军校期别待查。毕业后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到苏联学习，1931年9月前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1931年11月，潘庆由被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到宁安，主持中共宁安县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救国的指示。之后，潘庆由担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改称为“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领导着宁安、密山、勃利等县的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时，中共在东北的武装力量非常薄弱，潘庆由上任伊始在抓党的建设的同时，重视武装斗争，派出大批党团员干部深入群众，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不久，在宁安大地先后成立了李荆璞、于洪仁领导的“吉东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王汝起领导的马莲河“红枪会”，李大法师领导的“大刀会”，海浪的“西北山八大队”，朱守一为队长、金根为政委的“北满工农义勇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游击队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第4、5军的火种和前身。潘庆由还领导对王德林抗日救国军的改造工作，指示抗日救国军中中共组织掌握的部队独立成立救国游击军。救国游击军后与潘庆由派去的地下党创建的密山游击队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该军于1936年3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潘庆由后任中共吉东局组织部长和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1933年7月在珲春领导整顿工作中被叛徒杀害。

李成林是东满地区杰出的中共地方领导人和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的开拓者。李成林是朝鲜咸镜南道咸州郡东川面人，后随父母移居黑龙江宁安磨刀石，原名金东植，化名金大伦、孙靖海，生于1904年，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回东北宁安，1930年7月加入中共。1932年2月8日，李成林受中共委派到王德林为总指挥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任总部宣传部长，开始他的抗日军事生涯。这支部队中受中共掌握的部队后与他参与创建的密山抗日游击队一起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932年夏，李成林调到密山开展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密山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勃利区委书记、中共勃利县委书记、中共松江省委书记（拟任）。在担任中共勃利县委领导期间，李成林既要领导该地区党建工作又要建立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同时还为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抗联第3、4、5军输送兵源和补充给养。根据中共关于某个武装到达某个地域活动必须接受该区域最高党组织的指导的规定，李成林还参与领导活动在该地区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的工作是由他传达上级指示和指导上完成的。

赵一曼是东北抗日巾帼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将领。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生于1905年，黄埔军校第6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留苏回国后在地方和中共中央从事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请缨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赵一曼曾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省委海伦巡视员，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委。她最突出的抗日业绩是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和海伦、珠河等地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她的军事指挥能力很强，智勇双全，名闻哈东地区。日伪操控的《哈尔滨日报》和《大北新报》曾刊登关于赵一曼抗日活动的报道，称“匪共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狂于哈东地区。”

李秋岳也是与赵一曼齐名的东北抗日巾帼英雄，中共哈东地区地方领导人。李秋岳是朝鲜安南道中东郡人，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柳玉明，生于1901年，1925年随其丈夫杨林（毕士悌）之后加入中共。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改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赵一曼同学。1927年8月，李秋岳和杨林一同前往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李秋岳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委干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妇女部长、铁北区委书记、中共延（寿）方（正）特支书记，中共通河组织领导人等职。在哈东地方工作，李秋岳革命工作“双肩挑”，既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又领导当地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活动于这一带的东北抗日联军第1、第2、第3团等主力牵制和打击敌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宋国瑞、申春、陈公木、张适、李向之等也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骨干作用，因篇幅有限，简介如下：

宋国瑞，山东高密人，1905年生，1924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曾任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中共北满特委书记等职，创建珲春、延吉、汪清、和龙等地抗日游击队，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创始人。1933年6月，在北满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申春，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人，1907年生，1930年由朝共转为中共，黄埔军校第6期学生。曾任中共珲春县委军事部长。1934年6月，在延吉被日本特务杀害。

陈公木，朝鲜庆尚南道山清郡，1900年生，1930年由朝共转为中共，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曾任中共延吉县委书记，后被日军逮捕，1935年在日狱中牺牲。

张适，山东昌乐人，1902年生，1926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是黑龙江绥化地区中共组织的创建者，后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中共满洲省委呼海路、吉长路巡视员，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等职。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

李向之，吉林榆树人，1900年生，1933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第6期学生。长期在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曾任华北武装自卫会副主任，中共东北特别支部书记、平西“东北抗日游击总队”第２路军政委等职。

朴勋，朝鲜人，生卒年，加入中共时间及黄埔军校期别不详。1932年参加创建汪清抗日游击队，金日成称他为“军事顾问”、“教官”。

全光，朝鲜族，生年、加入中共时间及黄埔军校期别不详，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第2军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总务处处长、中共南满省委委员。后叛变。

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面对强大日军在政治、军事、组织、经济上采取毒辣的法西斯手段，以及东北冬季时间长，风雪严寒、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的恶劣环境，抱定抗战必胜信心，坚苦卓绝，不怕挫折，坚持斗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赵尚志、李云健，李成林、赵一曼、李秋岳等参加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共黄埔生与广大的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一样在抗战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共同铸造了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的东北抗日联军精神。

赵尚志在创建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上充满艰难曲折，个人多次蒙受委屈，但他继续抗日斗争，寻找抗日武装，屈就马夫，后自拉队伍，建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再次主政东北一方的中共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1月赵尚志奉命赴苏商讨有关问题，被苏联关押审查。1939年3月，被释放回国。眼看自己一手创建的抗联第3军在他离开后蒙受巨大损失，部队的规模及其战斗力已今非昔比，他没有失去信心，重整队伍，继续战斗。1941年10月间，赵尚志再次从苏联回国。这时，他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排斥，只担任着一支只有几个人的小分队。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斗争环境险恶，坚持斗争和发展队伍，坚信抗战必胜。后因内奸出卖暴露行踪，陷敌重围，身负重伤被俘，英勇就义。

李云健在抗日斗争时充分表现着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九一八事变后，李云健奉命到汤原工作。1932年10月，红军第33军汤原游击中队成立，李云健任参谋长。这支部队因夺枪不成反而把拥有少量的枪支丢失而解散。李云健与他的同志败不馁，第二年初重建汤原游击队。这支部队于半年后又失败。李云健与他的同志认真总结部队屡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于1933年底再次拉起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这支队伍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成为震撼下江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

赵一曼因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暴露身份转入从事抗日游击战争，期间充满艰难曲折。在海伦，她旗开得胜。在很短时间里，创下出色的业绩，打下一片抗日天地。但因执行左倾错误，走向失败。她不甘心失败，再次从城市走入农村，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在珠河创下了辉煌的业绩。然而斗争的道路是艰难的，珠河地处哈尔滨东南，是日满反动当局严控地区，敌强我弱，对敌斗争形势非常严峻。赵一曼不畏艰险，不屈不挠，配合第3军主力抗击敌人。后第3军主力东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赵一曼和第2团团长王惠同率领本部留原地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周旋，牵制敌军，有力地配合我军主力东征。正是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斗争中，赵一曼受伤被俘。在哈尔滨监护治疗间，赵一曼英勇不屈，坚定革命必胜信念，设法逃出魔掌，试图回到珠河，再次投身抗日游击战争。无奈天不遂愿，再次落入魔掌，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从容就义。赵一曼牺牲前两年多的抗日游击战争生涯记载着她不畏艰难险阻，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对抗日胜利充满信心的经历。

历史资料显示，赵尚志、李云健、赵一曼、李成林、李秋岳、潘庆由、申春、张适、宋国瑞、陈公木、李向之、朴勋、邹鲁凤等参加东北抗日的中共黄埔生大多从小受过系统的国民教育，由此可见，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特别是赵一曼、李云健、赵尚志等人的家庭经济比较殷实，赵一曼家庭为四川宜宾白花场地主，李云健家有些财产和土地，赵尚志的父亲是前清秀才，育有子女多人，也拥有一定经济实力。他们若求得个人安康之境是不成问题的，但都树立和选择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和道路，认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扬个人才能和实现理想信念。他们在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又把“抗日打鬼子”当成救国救民的首要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经组织营救出狱后，立即投入艰苦的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之中，在他因巴彦游击队失败，不为失落而沉论，不求安逸，更不像有的人“插枪不干”，另求个人出路，而是继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几经挫折终于建立起珠河游击队。从珠河游击队再到抗联第3军，其中又几经挫折和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民族解放，他置自己生死于度外。最难能可贵的是，赵尚志后来又遭受排斥和错误处分。其时，东北抗日形势十分严峻，在国内从事抗日斗争十分危险。他可以随形势环境，顺理成章躲避危险，留在苏联，过着安全安逸的生活，在那里耗着熬着。但是，他强烈向苏联方面要求回国。他深情而又坚定地对周围的同志说：“我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战场上。”最后，他回国继续战斗，寡不敌众，以身殉国。

九一八事变传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工作的赵一曼义愤填膺，立马向中共组织请缨，到东北抗日。其时，她的儿子宁儿才三岁。从她后来再次被捕，将被日寇杀害之前写给宁儿的信，即可看出，她对宁儿是牵肠挂肚的，最不放心的就是她这个唯一的亲骨肉。但她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崇高超越于亲情的事业，那就是为国为民。正如她在《滨江述怀》所吟：“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李秋岳与其丈夫杨林在九一八事变后奉命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32年7月，杨林入关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有关会议，会后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李秋岳这时若向组织要求，有可能离开相对危险的东北，到中央苏区与丈夫一起，但李秋岳没有这样做，放弃这一次机会。杨林到中央苏区后担任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结识了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当毛泽东了解到他与妻子李秋岳分居两地，非常关心，特地找到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嘱托他回哈尔滨后设法将李秋岳送往中央苏区工作，让他们夫妻团聚。中共满洲省委曾派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珠河，传达会议精神和介绍中央苏区和红军创建根据地情况。这时，李秋岳正在珠河工作。李秋岳不为夫妻分居而困扰，仍坚持在处境十分危险的东北抗日前线，从事抗日游击战争。李秋岳最后血洒抗日疆场。

九一八事变后，经历东征北伐、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疯狂屠杀和大革命失败参加中共武装斗争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中共黄埔生，有一部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身东北抗日斗争，因他们有着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的背景，得天独厚，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着中坚骨干作用，表现着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和愿为民族解放血洒疆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与广大东北抗日联军将士共构了东北抗日联军精神。学习这些先烈的英勇事迹和传承这些精神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