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 | 什么阻碍了维柯的著作在他的时代发挥影响？
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修订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维柯是第一个对西方危机作出重要诊断的人；《新科学》是复兴实体科学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在维柯的新科学意义上，现代政治科学只是各种“旧”观念的大海上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小岛。
有时人们会指责像斯宾格勒（Spengler）和汤因比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观念起源于维柯的历史哲学，但这种指责没有根据。即便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读过维柯的著作，他们也不一定要从《新科学》得出关于诸文明兴衰的观念，因为过去两百年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十分广泛且越发激烈，而其开端就是18世纪围绕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的争论。因此，人们会面对如下的问题：维柯的伟大体现在哪里？是什么阻止了他的著作在当时发挥影响？又是什么阻碍了后人认识到他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今天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我们才能排除掉这些阻碍？
（一）表述的风格和模式先从最表面的障碍开始，我们必须说，《新科学》不好读。这本论著用了一种简洁的、结构严谨的警句式语言，甚至意大利人都很难读下去。之前我们讨论过意大利的语言文字出现了地方自治的状况，而《新科学》那怪异的、非推理性的风格也部分归因于此；很难想象，当时会有哪一位高水平的法国或英国思想家使用这样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严重偏离了智识论说的民族标准。但是，这种风格造成的种种困难，也与维柯为其观念选择的表达模式密不可分。他的作品就其实体而言是一种历史哲学，但他把这一实体深深嵌入繁复的哲学考察、荷马研究、一种语言学理论、一种美学理论以及对罗马法和罗马制度的研究之中。此外，维柯援引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权威以证明自己的观念，除非他给出参考文献，才能使读者得以将其观念放在一个已知的话语世界中进行考察，并且将传统与维柯的原创思想区分开来；但是，维柯恰恰令人惊讶地不提真实来源。由于这些原因，要正确理解维柯的观念就非常困难了。
读者当然希望在维柯的著作中找到明确的、论述详尽的观点，但是他们一定会失望。要想从维柯使用的哲学和法学的工具中解锁出维柯的观念，并且在西方政治观念发展中予以正确的定位，就需要大量的考订工作以及精细的二手研究。维柯的表述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环境的构架以及他所处位置的结果。哲学和史学工具都属于意大利“学问”（erudizione）的风格；维柯尤其强调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位修辞学教授，不能跨越他的“系科”所设定的雷池。此外，维柯令人生畏的学术工具，尤其是误导人的引用权威方式，都应该解释为：他要小心地提防宗教审判所对他的危险关注。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由主题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当时刚刚出现了一门批判性的历史编纂学，而它的主流风格依然是收集材料；所以，提出一种新的哲学解释方法仍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材料是新方法得以应用的最初领域，而要想使新方法的各项原理完全脱离材料，这是后人的任务。我们不能指责这样一个天才，说他构想了新科学的观念，却没能给它一个明确的体系性形式；毕竟，即便是距离最初提出此概念的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它依然没有获得这样的形式。
（二）世俗主义的解释从维柯方法应用的材料中解锁出维柯方法的诸原理，这项任务带来了一个让史学家犯难的新问题。在从材料中解锁出维柯的原理时，人们可能会走得太远，把一些恰恰属于维柯理论的问题当作无关紧要而予以抛弃。在解释维柯时，这个危险难以避免，维柯的同乡克罗齐和贞提利（Giovanni Gentile）就犯了这个错误。像所有结构完备的政治学和史学理论一样，维柯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在确立这个核心理论后，维柯把历史的“进程”（corsi）解释为人类思想的潜能在时间中展开。思想在社会中的各种实现方式，又在历史中获得了它们的意义，作为某种潜能的展开过程中各个可知阶段。这种哲学人类学，以及思想在一种共同体世俗进程中的展开，就是维柯理论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无论我们将多少这样的哲学工具当作过时和无关紧要之物而弃之不顾，无论我们多么自由地认为具体的历史构架可以被历史科学的发展所取代，但这种观念——思想在历史中可知的展开以及人类学的观念——都是不可还原的理论核心。尽管如此，克罗齐和贞提利却倾向于怀疑历史哲学的价值，抛弃历史哲学，并且把维柯的成果限制在哲学人类学上。我们应该关注是什么样的感受激发了这种限制性的解释，不仅因为克罗齐的维柯专著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位意大利思想家的兴趣，并且通过英文版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是因为有些思想甚至也限制了维柯思想在18世纪产生影响，而它们就与克罗齐和贞提利的思想如出一辙。
克罗齐和贞提利对维柯的历史建构抱有疑虑，因为他们都是世俗主义的进步主义者。他们不喜欢一种历史“进程”（corso）的观念，进程的终结是比最初的原始野蛮更坏的一种反思的野蛮；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维柯的想法，把他对世俗历史的建构保持在基督教的限度内，或者认识到神圣历史的问题所在。这些感受的结果就是对维柯著作的一种古怪评价：只要历史哲学不能让进步主义者感到满意，它就要被推入背景，而新科学成为一种Nuova filosofia dello spirito e iniziale metafisica della mente［精神的新哲学与心灵的开端性形而上学］。这种观点本身误判了维柯理论中各个部分的相对重要程度。但是，进步主义批评者走得更远。他们批评的维柯理论中的那些部分，恰恰是维柯的天才直觉崭露之处：
他们批评维柯，因为维柯的历史观念认为“进程”是永恒重演的，而他没有从这个历史观念中清楚地得出结论——但这正是维柯的优点，他有这种良好的意识，以此避免了永恒重演的陷阱，而将自己限制于经验层面可以观察到的进程，同时任由未来进程如何的问题保持开放。
他们批评维柯，因为维柯在分析“回归”（ricorsi）时暗示西方文明已经越过“顶峰”（akme），逐渐步入野蛮阶段，而他本人却没有流露出一种批评者认为他理应具有的对于西方文明未来的悲观情绪——但这正是维柯的优点，他有一种良好的意识，不仅认识到进程并不是历史中的一切，也认识到基督教是可能影响我们文明进程的一个新因素，而且正是由于这个新因素的引入，罗马历史进程的范式才不能被用作预言我们自己历史进程的基础（这是斯宾格勒犯的错误）。
他们批评维柯，因为他没有从历史中精神的形而上学一路推出泛神论的结果——但这正是维柯的优点，他避免了灵知主义以及一种有关生存悲剧性的浪漫主义哲学的僵局，而后者恰恰损害了谢林的成就。
他们批评维柯，因为他把希伯来历史排除在历史进程的法则之外——但就像最驽钝的人都能认识到的那样，维柯也觉得希伯来历史并非呈现了一个平行对应的问题，况且这种看法也算不上维柯的主要成果。
最后，他们批评维柯，因为他排除了基督教，并且把历史进程限制在世俗历史上——但这恰恰是维柯值得赞扬的地方，他已经看到，可以建构起各种关于人类文明之历史进程的范式，但超越性实在的伟大干预不可以落入这些范式当中。
为了弥补这些负面的评价，进步主义者们强调了精神哲学（filosofia dello spirito）的特质。我们当然不反对他们颂扬维柯理论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拿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较，偶尔赞扬几句，这么做几乎就会像批评一样扭曲这位意大利思想家的特有品质。克罗齐和贞提利一心想要把这位意大利思想家塑造成与康德和黑格尔比肩的人物。实际上，雅可比（Jacobi）已经注意到维柯解决了一些认识论问题，就问题的提法而言甚至“早于”康德。当然，这种夸张说法确实包含了一种值得称赞的真理内核；经由克罗齐和贞提利的意大利黑格尔主义，维柯回到了意大利。但是这样的比较有些过火，况且，当克罗齐把后来的观念史当作发端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辨运动的un ricorso delle idee di Vico［维柯观念的重演］时，克罗齐《维柯的哲学》，前揭，第20章。历史进程的观念就降格为一种文字手段，这难免让人心痛——之所以如此，主要不是因为这样的比较扭曲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因为对“进程”这个观念的误用，揭示了维柯研究存在着一种令人遗憾的肤浅。
造成这类不幸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民族主义的攀比心态。克罗齐和贞提利极为敬仰德意志的哲学家，所以维柯这个意大利人必须比肩这些德意志哲学家。有了精神哲学，维柯自然可以匹敌康德和黑格尔，但是，当克罗齐和贞提利热衷于吹捧这个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些国家荣誉的吹鼓手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维柯自有其伟大之处，就此而论，这些德意志哲学家甚至比不过他——而这种伟大就恰恰在于他的历史哲学上，但当时的人对此很是轻视。就认识论而言，维柯很难与康德相匹敌，就精神的逻辑学而言，他也很难与黑格尔相抗衡，但是作为一位历史哲学家，他超越了他们，因为他对于精神问题的基督教意识保护了他，使他免于像灵知派那样误入歧途，一味寻找人类可知的世俗历史构架所能竭尽的历史意义。如我们所说，在这一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谢林；维柯其实更接近于这位历史上的神话哲学家，而不是康德或黑格尔。但是，克罗齐和贞提利的研究中并没有强调谢林和维柯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对于这些进步主义思想家来说，谢林不那么著名。
（三）作品的沉思品质最后的解释性困难，来自维柯作品私人性的沉思品质。就其自身而言，《新科学》不是单一的体系性论著；它是一段沉思进程，始于1708年，当时维柯40岁。完成这部著作耗尽了维柯生命中余下的岁月，直到他1744年去世，这一年出版了这部著作的最终形式，也就是所谓的《新科学》“第三版”。在三十六年的时间里，各种出版物就是这一段沉思进程的积淀，而通过这一进程，维柯提出了一种有关历史中精神的哲学。同样一套复杂的问题被反复重写，只是主要观念越来越清晰，但是后期的思想成果并没有否定之前的成果。恰恰因为后期的阐述体现了整个沉思过程在那时达到的阶段，所以，要想理解后期的阐述，就必须把之前的阐述看作是通向最后形式的必经之路。
出于文字表述上的技术原因，像研究维柯的史学家那样把维柯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是有帮助的，但是，仅仅把这三个阶段作为观念阐明过程中三个相互承接的时期，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理解这三个阶段所蕴含的意义，这也是不对的。三个阶段包含了一些元素，它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体系中具有共时性的各部分。既要洞察体系的共时性，又要洞察在这段漫长进程中前后继替的澄清工作，这或许就是充分分析维柯思想的最严重障碍。几乎所有的阐述都无法令人完全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的各阶段以维柯的几本主要著作为标志。第一本是1710年《论意大利的古老智慧》（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这部著作原计划分为三部分，分别讨论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但只有第一卷出版。它的副标题“形而上学”充分描述了这部著作，我们也将用这个更简练的标题指称这部著作。在形式上，它探讨了某些早期拉丁语的含义，这部著作是对笛卡尔的驳斥，确立了一种反对笛卡尔科学主义的、关于思辨的新哲学原理。
第二个阶段以两部著作为代表，1720年的《普遍法律的唯一原理》（De universi juris uno principio et fine uno），以及1721年的《论法学的恒常》（De Constantia Jurisprudentis）。它们被归为一整部著作，维柯称之为《普遍法律》（Diritto universale）。在早期的著作中，矛头指向笛卡尔；此时，矛头指向了格劳秀斯、塞尔登和普芬多夫的自然法理论。从新获得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维柯考察了罗马法的制度。凭借海量的哲学工具，维柯以罗马人为例，证明了政治制度的起源与自然法理论家的想象大相径庭，同时，他还提出罗马制度的进程必然来自思想的构架。这种新的法学是一种包括属神事物与属人事物在内的体系性科学，也就是说，它揭示了通过堕落之人的思想而运作，并且引导了一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属神智慧；就此而论，它体现了一种普遍科学的特征。
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论法学的恒常》又分为两部分：《论哲学的恒常》（De Constantia Philosophiae）和《论语文学的恒常》（De Constantia Philologiae），后一部分第一次包含了“新科学”这个名称。［92］它的第一章名为《新科学的尝试》（Nova scientia tentatur），其中把新科学定义为一种哲学：这种哲学通过探索事物名称的起源来探究事物的起源，因为名称是用来指代事物，而名称所指的社会事物、宗教和法律制度源自人的思想。语文学是理解制度起源和含义的工具：
因此，共和国将极大受益于古代语言对于宗教和法律的解释。
第三阶段的代表著作是1725年的《新科学》“第一版”，题为《关于各民族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诸原理》（Principi di una scienza nuova intorno alla natura delle nazioni）。之前的作品已经对罗马的历史进程展开了经验性考察，现在这个进程又被树立为一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典范，成了所有民族的历史都遵循的storia eternal ideale［永恒理念的历史］。这部著作后来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经过修改和扩充后，1730年的版本就是所谓的“第二版”，1744年的版本则是最终的也最为细致的版本，被称为《新科学》“第三版”。
这一章提到的维柯著作，除非另有注明，都来自尼奥利尼（Fausto Niolini）、克罗齐和贞提利所编八卷本《全集》（Bari: Laterza, 1911-1941）。更早的文献参见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维柯的思想》（La mente di Giambattista, Milan: Societ tipog. de classici italiani, 1837）。就维柯解释而言，这本书被后来更具批判性的著作所取代，但作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产物仍然值得一读。这本书对维柯印象良好，认为维柯是体现意大利精神荣耀的民族瑰宝。在1839年的法文版里，费拉里把题目改成了一句口号——“维柯与意大利”（Vico et lItalie, Paris: veilard, 1839），从而加强了这种印象。
当代文献中，最权威的维柯论著是克罗齐《维柯的哲学》。我们已经在文中讨论过这种世俗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偏见，读者会意识到这一点。对这些独特问题更为全面的探讨，可参见贞提利的《维柯研究》（Studi Vichiani, 2 ed. Florence: Monnier 1927），这是一本无价的书，他的《政治哲学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5）也值得一提。还有就是亚当斯（H.P.Adams）的优秀研究《维柯的生平和著作》（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Giambattista Vico,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5）。
人们也不能忽视法西斯时期出现的维柯研究文献。维岑曼（Walter Witzenmann）的《政治激进主义和社会神话，维柯与法西斯学说》（Politischer Aktivismus und sozialer Mythos, Giambattista Vico und die Lehre des Faschismus, Berlin: Junker und Dünnhaupt, 1935）强调了维柯思想中可以发展成一种激进主义存在哲学的一些要素，这当然歪曲了维柯的形象；但是，这种歪曲导致人们开始研究维柯作品的方方面面，而理想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并没有对这些内容报以相同的关注。
最后，我们要提及菲什（M.H.Fisch）和伯金（T.G.Bergin）翻译的英文版《维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4）。这本书中的简介很有价值，其中一些部分还涉及维柯在英国和美国的影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些部分十分有用，因为它们包含的材料在别处已经难以找到。［修订版出版于1963年。在给出维柯引文时，我们也会引用这些翻译。至于《新科学》，只引用段落编号是有必要的，这些编号同英文版《维柯的新科学》一致，这个1744年第三版的未删节译本添加了一篇《新科学的实践》，由伯金和菲什翻译（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如编者导言中所说明的那样，沃格林的译文得到保留。］
本书目录
中译本前言（贺方婴）
英文版编者导言
第六部分 革命
第一章 离经叛教
一 重述基督教的时代
二 波舒哀和伏尔泰
三 历史意义的重构
四 基督徒与内在俗世问题之间的延续性
五 世俗化的动力
六 伏尔泰的攻击
第二章 分裂的民族
一 理性的真空
二 地域观念引发的纷争
三 分裂的小世界
四 闭合过程的时间构架
第三章 维柯：《新科学》
一 意大利的政治
二 维柯的著作
三 新科学的观念
四 沉思的步骤
五 西方诸观念的延续体
六 自然的模式
七 政治世界
八 回归与重演
九 永恒理念的历史
十 共通感
十一 进程的政治构架
十二 结论
第四章 英国对具体性的探索
一 典型的政治体
二 具体性的沦丧
三 绝对空间和相对性
《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
第六卷《革命与新科学》首先分析了波舒哀和伏尔泰之间持续数世纪之久的灵性与理性之争。“离经叛教”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基督教奥秘体被地域性的民族政治体取代，西方政治体在精神和智识上陷入分裂，越来越无法相互理解。
维柯是一个例外，他把波舒哀的灵性洞见与伏尔泰的经验广度结合在一起，“在现代精神危机产生之前就诊断出”这场危机。
维柯的《新科学》分析了“迷失方向者的肆心”以及相应的纠正方法，复兴了奥古斯丁开创的世俗历史和世俗历史的张力，并加入了批判性解释的维度。
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用尤金·韦伯的话说，沃格林“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
译者简介：
谢华育，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政治哲学。其他译著有《美国大萧条》、《信仰与政治哲学》等。
相关链接：
从“轴心时代”到“天下时代”——论沃格林天下时代 | 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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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图书—
六点，在现代汉语表达方式中是省略号，她象征着无限和绝对；
六点，时间上平分钟表盘，不偏不倚，蕴含“时中”之意；
六点，军事术语中即原点，思想的战场风雨变幻，我自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