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何枝可依？| 洪涛
在这篇关于《自传性反思》的书评中，复旦大学教授洪涛讲述了沃格林的人生与思想历程，谈到了《政治观念史稿》的写作，也把沃格林放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抉择与命运这一语境中做了讨论。近日，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推出，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文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7月25日第4版。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要谈20世纪后50年美国政治哲学，有三个人不能不谈：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三个人在美国政治学界都很另类，而沃格林在三人中又属另类。他们都出生于德国，都是政治流亡者。三人中，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嗅觉最见敏锐，1932年，纳粹上台前一年，施特劳斯离开柏林犹太研究院到英国，1938年又到美国。在此后的余生中，除了短短几日，施特劳斯再没回他的祖国。阿伦特好像缺乏施特劳斯未卜先知的政治才能，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后被拘押，幸好很快逃脱，于该年秋天转道布拉格、日内瓦至巴黎，1940年5月，阿伦特又被关押于法国集中营，6月，巴黎被占领，阿伦特乘乱出逃（未能逃出者1942年被送往奥斯威辛），徒步200公里到蒙托邦，获赴美签证及西班牙、葡萄牙的过境签证。1941年4月，阿伦特渡过大西洋，抵达纽约。沃格林则虽能有所判断，却险些吃了误判的亏。30年代时，沃格林在维也纳任教，认为奥地利在1933年建立了一个威权体制，因而在抵御国家社会主义上是安全的，沃格林当时以为，威权主义可以遏制意识形态极端分子、捍卫民主。这一误判使他迟至1938年才着手移民美国的事。手续尚未办好，盖世太保已经上门，要没收他的护照。当晚，沃格林踏上前往苏黎世的火车，抢在盖世太保逮捕他之前，离开了奥地利。沃格林后来回忆说，在苏黎世办赴美签证时，恰逢一位天真的政治人，此人是苏黎世的美国副领事。这位哈佛毕业生认为沃格林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天主教徒或犹太分子，就没有理由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这位天真的政治人，险些阻断了沃格林的生路。
这三人都很运气，但也有不像他们那样运气的人。本雅明在1940年8月抵达马赛，把手稿《历史哲学论纲》托付给阿伦特。虽有签证，却滞留在法国没法脱身。本雅明试图翻越比利牛斯山去西班牙，可在一个叫布港的边境小镇处，得知边境已关闭，随后被边境官员拘留，次日将被遣送回法国，绝望之际，本雅明服毒自尽。后来，布莱希特为本雅明写了一首诔诗，题为《惊闻流亡者W. B自杀》：
噩耗传来：抢在屠夫之前／你自己下手结束自己。八年流亡，眼睁睁凶恶敌人崛起／最终面对不可通过的边界／人们说，你通过了一个可通过的边界。 帝国大厦纷纷崩溃。黑帮头目／神气十足，弹冠相庆。民众／在暴力之下灰飞烟灭。 未来隐没于黑暗。正义力量／软弱无力。你洞若观火／于是把会被曲扭的肉体毁灭。（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16页。）
本雅明没有能够做成流亡者。流亡去美国的人是幸运的。这也是美国的幸运。美国战后的发达，尤其学术和艺术的发达，纳粹可谓“功不可没”。1933年希特勒上台，50余万犹太人逃离德国，其中不乏优秀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这些人中，有许多原本对美国及其所谓自由民主并不认同，但纳粹却迫使他们先帮助美国打败纳粹，后帮助美国成就战后霸业。
如纳粹这般热心资敌者，历史上并不罕见。绝对主义时期的法国，有一位名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的人，是当时英国议会政治的激烈批评者，却因得罪一名法国贵族，被关入巴士底狱。兰盖后来说：“巴士底狱是一架绝好的望远镜，通过它才知道欣赏英国和它的法律。”伏尔泰从先前法国国王的歌颂者，到英法七年之战时为英国大胜而欢呼，恐怕未尝没有法兰西骑士的鞭子和巴士底狱的功劳。（见《伏尔泰的椰子》）最好的自由主义教育，莫过于此。谁能说那些专制主义者不是潜伏的自由主义分子呢？
20世纪30、40年代流亡美国的欧陆知识分子，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这些或左翼或右翼的知识分子，对英美式自由民主或资本主义，其实颇有微辞。像施特劳斯、阿伦特和沃格林至少都无法列入自由主义阵营，甚至还是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但美国不仅接纳了他们，而且，像施特劳斯、沃格林那样的学者还在美国大学占据了重要席位。这很类似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不是写于他的那个同样批判资本主义的祖国普鲁士，而是写于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英国。19世纪的英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愿意收留流亡革命者的欧洲国家，是个人自由与言论自由最少受限却最少发生革命、最稳定的欧洲国家。美国在20世纪取代了英国的这一地位。
包容异己者的基础是美国政体，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也不免受时代气氛的影响。沃格林初到美国，先是在本宁顿学院找到一个讲师职位，但他很快发现，这里的环境，“与国家社会主义环境半斤八两”，只是这里的“主义”属于“左”，于是，“只有离开。”（沃格林：《自传性反思》，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以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在本宁顿，沃格林大概会回想起一年前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时的情形：只一天功夫，讨论班上的许多学生穿上了党卫队的黑皮。当时无意成为极右分子的沃格林，此时也无意成为极“左”分子。
看似严重对立的极“左”和极右两端，其实精神很投合，甚至具体事情也能彼此合作——极右希特勒和极“左”斯大林不是合作吞并了波兰，从而让大洋彼岸的左派们，干脆做了右派了吗？！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这一场合作，开创了极“左”、极右两端交叉换位的传统以及极“左”被极右“哄骗”的先例。（当然，英法自由主义也脱不了干系。）其实，所有那些致力于敌我之分的政治阵营（权力自由主义也不例外）都无不同。他们一起炮击那两端（或若干端）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各自把当中的那些“动摇分子”，吓到自己的——实际倒不如说是对方的——阵营去。有人说，难道是为把他们赶入对方阵营吗？难道你竟然笨到看不出此乃著名的一石二鸟（或三鸟）之计吗？难道你没有读过谁都读过的金庸小说，不觉得这种手腕真是极高明而又很低调吗——挑动中间分子和对方阵营斗，再出来收拾掉那剩下的？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是这个意思吗？
从实践看，这一技艺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这里无暇多论。其实，最好的手法莫过于同时站在几个极端，既可以在左边将其作“右派”来打，又可在右边将其作“左派”来打，使之不出如来的掌心。有一固定立场，打人便有局限，自己也不免受攻。这一技艺的最后结果，便是无论打人者和被打人者群起练习凌波微步，以便打人或避打。但是，这和某些人所追求的“政治”境界，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这些阵营里的那些分子们、那些附庸们、那些被收编者而论，谁不知道在这炮声隆隆之际，正是各人扫清各自前进障碍的好时机呢？至于究竟于自己阵营有利，于敌方阵营有利，这些问题跟他们有何关系呢？至于更广大的利益，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反正他们不是这个阵营，就是那个阵营，或既是这个阵营，又是那个阵营，或明是这个阵营，暗是那个阵营……道路不早已悄悄铺好了吗！——总之，有人愿意负总责。愈谋求敌我，愈不辨敌我，不是必然的吗？只要能斗争，不就其乐无穷了，何必在乎结果呢？
倘问沃格林：你“何枝可依”？他怕回答不上来。他既不属这一端，也不属那一端，因此，像所有这类“无枝可依”分子（当然，在两端看来，也就是“摇摆分子”）一样，是“被主义者”，可以收获“众多可能的标签”：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老牌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天主教徒、柏拉图主义者、新奥古斯丁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46页）但凡可以想象得出的名号，但凡那些“主义者”们自认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便可赋予他。
不过，不论沃格林属于何种主义，他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是肯定的。至于理由，沃格林在《自传》中讲了三点：一、基本反应。马克斯·韦伯要求学者有基本的“知性诚实”，而无论何种主义，都免不了要“主义者们”为主义而牺牲掉这种诚实。二、厌恶为取乐而杀人：其乐在于，“通过杀掉某人，而获得一种伪同一性”，而某些知识分子“试图藉着成为形形色色的杀人极权的娼妓而重获自我”（47页），借权力扫清障碍，以成就其做第一人的雄心壮志。三、沃格林是一个喜欢保持语言干净的人，意识形态却致力于摧毁语言。谩骂、侮辱和威胁，为意识形态分子所擅长。他们酷爱下降，藉此，他们可以反败为胜，重获优势。通过一件小事，沃格林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中欧的知识氛围。那时，他常与一伙马克思主义者辩论，一次，一场激辩后，一个年轻伙伴含着泪对他说：“我们一掌权，非杀了你不可。”（87页）这人真是一名真诚的极“左”派。当这些中欧左派们在抛弃了思想和学术独立之后，连马克思所拥有的大英博物馆的一桌一椅都不可得了，老练、世故的极右派们，将把他们连同他们整日与之斗争的自由派一起，扫入政治垃圾堆。“一战”后，西方“上进”学界和文化界，无论左、右翼知识分子，普遍贬低所谓“资产阶级”趣味，批判“资产阶级”繁琐学术（倒与当初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说法一样，后者认为《资本论》脚注过多而读不了），将复杂学术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政治立场（“极化语言”），“赋予了公共讨论一种明显的暴民统治色彩”，为意识形态分子出场创造了条件，而他们（包括那些以反资产阶级为时髦的资产阶级们）也在自己的这种鼓噪中一起完蛋。
沃格林认为，那些造成了这种气氛的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德语摧毁者”，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残暴难辞其咎。正是在公共问题讨论中采用恐怖主义和暴力的语言，使探讨变得虚假、扭曲、欺诈和低俗化。这种语言毁坏了认真、严肃地讨论真理的场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知性诚实”的丧失、智力水准的下降以及人的不愿和无能于平等、诚实的讨论，为希特勒之类人物的上台提供了条件：
战后，沃格林返回德国，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大学，有着最杰出学者和教授的德国大学已不复存在。大学已不再是一个可以安心从事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场所，在柏林、马堡等地，极“左”学生甚至完全不允许任何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开口。上层大学人消失的结果是中低层大学人的存活，平庸而狭隘成为德国大学的普遍氛围。
较之于英美等国，德国所缺乏的，是人的共通感的传统。这种传统理应体现于政治建制之中，而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或不得不认为的）——仅仅体现于思想学术之中。政治稳定不需要以思想和学术的平庸为代价。导致政治动荡的，不是思想的左右摇摆，更不是音乐的左右摇摆，而是政治自身的左右摇摆。当然，沃格林不会天真到认为自由主义美国就是自由思想和自由学术的天堂。权力自由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不容忍不顺从者。美国也有类似苏联作家协会的主流学界，也有诸如大众媒体、大学科系、基金会和商业出版社这类体制机构及其所特有的知识恐怖主义现象，也有对文化人抱不放心态度的FBI，也采用极权控制手段——尽管比较柔和、非政治和低调。但是，英美体制及其老到的政治智慧、敬畏知识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自由学术在现代社会的灭绝进程。
Eric Voegelin（1901-1985）
20世纪40年代初，流亡美国的沃格林从更不宽容、更富极权主义攻击性的东海岸大学到了心态更开放、较少腐朽意识形态倾向的南方大学，在路易斯安娜大学政治学系觅到了一个教职，担任美国政治、政治思想史的教学，还担任中国政治的教学工作。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沃格林对中国文化有着其他大部分西方保守主义者所缺乏的兴趣。沃格林自称其中文足以理解中国古典，“能在革命歌剧（样板戏）中认出周代的歌词，稍稍不同的是，周代的作者是在颂赞周朝的胜利，而现代革命歌剧则是在颂赞革命军队的胜利”（65页）——这话或许会令一些人激动。不过，倘认为沃格林的说法提高了样板戏的档次，估计样板戏的制造者们会气得活转回来。令沃格林困惑的其实是周代诗歌和《样板戏》之间的相似处。1951年，这一困惑似乎得到了解答：“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百姓没有能力进行理性辩论，也无法形成负责选择议题的政党，因此，政府将依赖于传统的或革命的力量，而无需得益于选举。人们容忍政府是因为，它或多或少恰当地实现了，任何一个之所以建立的政府的根本目的——保障国内和平，保护领土，执行正义，关心人民福祉。如果这些职能实现得还不错，政府藉以掌权的程序就是次要的了。”（65-66页）沃格林指出，现代革命政府属于那些较原始的社会，它的历史意识形态发挥了传统政府所代表的神的作用。这个评论其实很居高临下。
20世纪40年代起，沃格林着手撰写《政治观念史》。这位专业为观念史的“观念史家”，不是黑格尔式的观念论者。沃格林认为，要探索经验，只能经由象征的明确表述，“要是没有关于直接经验的象征，根本就没有观念”。（65页）象征是理解被表达的经验的关键，是观念和经验之间联系的桥梁，是从事观念史研究的基础。然而，经验、象征和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作为观念史研究之基础的“象征理论”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到沃格林72岁口述《自传性反思》时，依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75页）这样，《政治观念史》便成为终究无法完成的工作。放下《观念史》，沃格林拿起了《秩序与历史》。前一书的重心在观念，这本书的重心在史料。但《秩序与历史》究竟也没有能够完成。史前领域和考古学的迅猛发展，使沃格林忙于重整材料，他希望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发表他的发现——又是一个无望实现的期望。
沃格林常被人批评为“傲慢”、“严厉”，从《自传性反思》中也可看出，他似乎不吝于将“笨蛋”、“文盲”一类的话赠人。不过，沃格林的态度，只是我们今天已不再熟悉、却是两千多年来一切文明的基本倾向：关注永恒的知识，而不是即学即用、为权力服务的意识形态。治学上沃格林不像现代专家，更像传统学人。他随问题进退，无视学科藩篱。他是现代学术的野蛮人，闯入任何有助于问题解决的领域。这样，尽管他的成果不算少，但所探究的问题的答案，却没有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定时定量。生有涯而知无涯，在沃格林身上体现得再典型不过。晚年回顾思想历程，如许多大思想者，沃格林深知自己“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东西甚多。比较古代大师，沃格林似乎略有不及；但相比于当世某些执于一理便嚣然欲荡平天下的所谓学者，称沃格林为大师，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作者 |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著有：《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本原与事变——政治哲学十篇》《心术与治道》《〈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译有：柏拉图《政治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等。为《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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