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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才是第一因

互联杂谈22 2024-03-19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968年,一篇19岁少年爆文《中国向何处去》惊动了中央,杨曦光的名字举国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回到长沙,因为《中国向何处去?》太爆款了,所以没有单位录用他。杨曦光决定改名,重新启用了小时候的乳名——杨小凯。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被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所公认,他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著名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评价说:“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之一,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詹姆斯·M·布坎南说过:“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是杨小凯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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