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接受“人文清华讲坛”独家专访时指出：世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个假问题，关键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四大发明不属于科学。中国古代技术发达，“在运用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生活这方面，远远走在世界前面”，但不是科学发达。吴国盛教授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第七、八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代表作《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时间的观念》《希腊空间概念》《技术哲学讲演录》等。
吴国盛教授强调，科学的精神源于古希腊求真求知的人文精神，而“近代科学的出现，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包括基督教本身的思想运动、资本主义的萌芽、中世纪的技术革命，以及后面出现的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一大堆事情搅在一起的。”而中国的历史背景跟西方差别很大，从开始的时候就缺乏科学的基因。比如说，中国文化中缺乏“自然”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的“自然”是近代从日语引进的，与古代汉语中的“自然”完全不同。老子的‘自然’是个形容词词组，‘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说的是道追随自己。希腊人的自然指的一个自足、自主的事物领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而科学就是研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天人感应，天地人三才相通，不认可希腊意义上的“自然”，不承认事物有独立不依的“自己”，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希腊意义上的科学。
中华农耕文明孕育下的血缘文化秩序，意味着中国在文化基底上更强调仁爱礼仪，学以致用，包括应用为礼学的古代天文学，注重实操的地动仪等技术发明，均是中国古代的应用型智慧。
也正是因为重视技术应用，中国传统上忽视研究知识本身，“不能为天下苍生谋太平谋福利，那学知识有什么用，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没法理解希腊科学传统，就是为了理解世界、理解知识”。而这样就失去了“近观取其质”的视角，缺少纯粹的研究世界的客观方式。“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从文化根基深处奠定的。但是这个事情不会影响中国人跟天地打交道，你还是打交道。你打交道的技术对你生活有促进，但是那个事情跟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不是一回事”，吴国盛教授如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