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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一号命令”与邓小平流放岁月

余玮 风马夜谭
2024-09-17



作者:余玮

来源:人民网

出处:人民日报出版社《平民邓小平》

林彪下达“一号命令”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刘少奇重病在身,早在7月9日医生会诊他的病情时就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刘少奇仍是转移的重中之重,就在林彪发令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20多天后,即11月12日,刘少奇孤独地冤死在监狱里。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其实,林彪发布“一号命令”的用心是险恶的。聂荣臻元帅曾说:“实质上这是林彪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以备战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的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在汪东兴身上。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到邓小平家。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小平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东兴当即表示同意。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可以。于是,邓小平夫妇心里踏实多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他们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10月18日上午8点,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铃响起,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一听是周恩来总理的声音:“中央已经决定了,邓小平夫妇到你们江西去,到那里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参加些适当的劳动。这些同志下去以后,年纪都大了,到南方去以后,气候又不适应,有没有暖气呀,房费不要收太高,对他们生活要适当照顾。”程惠远不敢怠慢,稍作准备,即向离南昌350多公里的婺源县奔去,向正在这里下乡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汇报。当天晚上,在下榻的景德镇招待所,程惠远又接到一个非比寻常的电话,电话传达了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并指示,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在江西接受监督劳动,不日即到江西。两个电话,两种精神,程惠远哪敢再事休息,遂星夜兼程赶到婺源县,向程世清汇报了一切。程世清对林彪副主席的拥戴,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写的《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一文,极尽能事地讴歌了林彪俭朴的生活以及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在南昌市中心,他依照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外形和规模,建造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馆”。他斗胆在《伟大会师》的油画上,让林彪取代朱德,作为第二号人物与毛泽东会师。程世清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林彪的信任和重用。当林彪借局势紧张之理由,把自己极端仇视的老革命家一一赶出北京的时候,他想到了程世清。也正是考虑到程世清同林彪的这层关系,周恩来才抢先一步打来电话,并特意加上一句:“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和程世清打个招呼,使其不敢肆意地对邓小平夫妇施加迫害。周恩来的这一着果然见效,聪明的程世清很快表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3人先安排在宾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介绍与汇报,然后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住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3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做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周恩来原则上同意江西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去赣州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赣州远离南昌,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因此建议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郊区。至于住房,他提出,让邓小平住一幢两层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与有关部门商定,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现改为南京军区南昌陆军学院)的一幢两层楼。对于江西,邓小平并不陌生。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起落就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江西,并一直延续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邓小平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愿,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看到了邓小平这封信。

流放江西监护劳动

10月23日清晨,从中南海驶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向机场驶去。车上坐着3位老人与一位姑娘,这就是邓小平夫妇与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还有一位是邓家长女邓林。他们都靠在座位上一言不发,路边一条条“打倒‘刘邓’黑司令部”之类的标语映入眼帘,他们仿佛没有看到。机场到了,3位老人分别在邓林的搀扶下从吉普车里出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上面停着一架机号为3287的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到了分别的时候了,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3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的舷梯上了飞机。邓小平到了飞机舱口,回首望了望,似乎是想再看一下北京。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飞机起飞了,穿过翻滚的乌云,向着南方飞去。邓小平坐飞机的次数数不清了,作为总书记,他总是到处奔波。但作为“囚犯”坐飞机,还是第一次。透过机舱的弦窗,望着变幻莫测的云团,邓小平心里不禁感慨万千。此时的卓琳同夏伯根坐在一起絮絮细语,他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邓朴方。大凡父母,总是把更多的爱献给不幸的子女,卓琳一想到卧病在三〇一医院的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还要被迫没完没了地交代父亲所谓的“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在受父亲株连尚未成年便下放到边远的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写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啊!邓小平此刻则似乎没有陷在撩人的儿女情长之中。将目光收回后,他闭目沉思着,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破坏力如此大的运动?他不理解,需要深一步地考虑,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徐徐降落在南昌向塘机场。3位老人顶着深秋的寒风走下舷梯。邓小平走下飞机,坦然地再次踏上江西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已经经历了一个起落,那是近40年前的事了。40年后,他更加成熟了,还会怕那些风风雨雨和惊涛骇浪吗?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早已恭候在场,见邓小平走下飞机,便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同北京来的、在飞机上“押送”的解放军讲了几句话,请邓小平等上车。这时的南昌大街小巷还残留着造反派搞武斗的痕迹,这个曾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历史名城如今照样被乌烟瘴气笼罩着。透过车窗,邓小平看见了大道两旁重重叠叠的大字报,只见自己的名字被惯用的符号涂抹着。他无奈地笑了笑。小车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停下,秘书将邓小平一行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在这里,邓小平住了3天。有天晚饭后,邓小平顺着军区招待所院内的池塘边散步,不料引起了住在招待所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的注意。“怎么,邓小平来这里了呀!喏,快来看。”这件事很快传到省军区。一位军区的“负责人”对邓小平夫妇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警告他们不要随意外出。不多久,军区选派黄文华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他在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军区执行所二楼和邓小平夫妇见面。赵子昌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一切生产劳动、学习材料、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邓小平望了望这个陌生军人,没有任何表情。黄文华第一次看清,这位号称“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人,沉默中有一种令人猜不透的力量。3天后,邓小平一行离开军区招待所,车很快进入八一大道。这条马路在当时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这种气魄曾引起了中央的争议。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么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同样被大字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写着,便是打着红叉。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离这里约有8公里。”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这条江,30多年前,他同红军一道,跨过这条江。他更欣赏鄱阳湖,这是中国第一大湖泊,她的胸怀是那么宽阔,容得下长江的奔流。车经长凌,行驶六七公里后来到望城岗。因此处地势略高,可看见南昌城的轮廓,由此得名。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此地原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旧中正大学的校址。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许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称为“将军楼”。车在军校的大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跳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车开进学校。一位战士仿佛看见车里坐着的是邓小平,还没等他看清,车已经进入了绿树环抱的校园。顺着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步校办公大楼,沿着红壤夹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圈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树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树内还有一个竹篱,是一处幽静怡人的地方。清洁的水泥路面,不见枯叶,路边是修剪得很整齐的绿树和草坪,校舍掩映在绿树丛中,红墙绿瓦时隐时现,蝉鸣鸟语,自得其所。卓琳见了这般景象,心中略为舒展。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行下了车。他们开始打量这幢新居。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除大厅之外,两边只有两个单间。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院内种满了梧桐和各种花草,同城市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要不是带有监禁的意思,真可以叫人喜欢上这个地方。按照黄文华的安排,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住在右边楼上3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在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为会客室。夏伯根住在靠在卫生间的后屋。黄文华自己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黄的房间装着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可向其顶头上司报告。黄的左侧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的卧室,他的任务是负责代邓小平夫妇到望城岗买菜。由于邓小平夫妇的特殊身份,上街是不准许的。3位老人住下后,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邓小平虽已65岁了,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等。卓琳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夏伯根虽已年近70,但她惯于操劳,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责。3位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顾,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把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充满了生命力。经过一夜的休息,迎来了监禁生活的第一个黎明。这天一早,曙光初照,邓小平为院内欢唱的小鸟所唤醒。他珍惜这充满活力的早晨,尽管仍很疲倦,还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院内空气湿润,楼前四株月桂散发出阵阵清香,花朵在晨光中摇曳,小鸟在树枝上快活地游来游去,蝉儿耐不得寂寞,一声声鸣唱着。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院子毕竟太小,邓小平想到外面走走,到院门,见外面还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解放军战士见状,警惕地看着他,身后传来“不准出去”的声音。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清楚此刻自己是被监护着,抬头看看鸟儿在自由地飞进飞去,真是人不如鸟自由。也罢,他索性在院内走个痛快。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3年多流放在江西监护劳动的生活。从此,一个小厂、一座小院同一位伟人联系上了。每当夜深人静,那纷至沓来的不平与痛苦,诸如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使他难以安眠。邓小平刚进将军楼,就提出睡眠不好,要黄文华弄点眠尔通、非那根之类的安眠药,以助睡眠。他不仅晚上睡觉,就是午休也要靠安眠药,药量还较大,一般是午休前服眠尔通两片,晚上睡前服苯巴比妥一片、速可眠一片、眠尔通一片、非那根两片。卓琳午休与晚上就寝前也服些安眠药。黄文华一度很不放心,生怕有意外。他采取了一个办法,药片由他保管,按顿送,并要邓小平当他的面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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