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良 | 斯坦因中亚考察著作综述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张存良
本文通过对斯坦因前后四次中亚考察的简要介绍，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他的相关著述，对这些著作的内容、学术贡献以及版本源流、中文翻译等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
1900～1931年，斯坦因先后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活动，主要活动范围在印度西北部和我国的新疆以及甘肃西部。他的考察发现及其研究开启了近代以来国际汉学研究的新潮流——简牍学、敦煌学和西域学，对我国传统学术由考据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整理斯氏早期中亚探险成果的背景下提出的。不过，近百年的学术史表明，我们对斯坦因等早期探险家及其著作的了解和研究，还显得比较滞后。现就斯坦因的四次中亚考察及其相关著述，做一简要梳理。
1900年5月至1901年5月，在英属印度政府的支持下，斯坦因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范围主要是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和民丰。1900年11月下旬，斯坦因发掘了位于和田约特干的遗址，获文物近百件；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上旬，发掘了和田北部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Dandān-Uiliq，意为“象牙屋”)遗址，获文物约一百八十件，其中不乏珍品，如有明确纪年的唐代汉文写本残片及绘有佛教人物的木板画等；[2]1901年1月至2月间，斯坦因对尼雅河故道周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文物六百余件，包括佉卢文和汉文简牍，汉文简牍的时代多在魏晋之际，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西域史与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2月下旬，斯坦因发掘了安德尔(Ender)遗址，获文物近百件，大多是美术品，也有少量汉文、吐蕃文(Tibetan)、梵文(Sanacrit)写本残片，还有安德尔庙墙壁上的一条题记：“开元七年记/至建闻其兵马使死及四镇大藩/和大藩官太常卿秦嘉兴归本道”[3]，非常珍贵；4月中旬，斯坦因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遗址三分之一左右的围墙，获真人大小的佛、菩萨和众弟子以及侍从、护法、天王等泥塑作品91身，是研究古代和田泥塑艺术最为重要的资料。
1901年5月12日，斯坦因返回喀什，休整后携所掠文物约一千五百件于7月初回到伦敦，结束了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分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4]
斯坦因这次考察取得了巨大成功，所获文物之多、价值之大，均超出了他的想象。考察结束后，他立即撰写了《中国新疆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5]1901年在伦敦出版。在1902年于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他提交了这份报告，引起强烈反响，促成了国际中亚与远东探险协会的成立，各国探险者对中亚和远东的所谓考察活动，接踵而至。
在前揭《初步报告》的基础上，斯坦因又撰写了《沙埋和田废墟记》，1903年于伦敦出版。[6]全书除长篇序言之外共33章，以游记的形式详细披露了斯氏第一次中亚考察的准备、经过、收获和经验总结等，公布了大量的考察日记、田野记录、私人信件等原始资料，这是研究斯氏第一次中亚考察的第一手材料。可惜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名著似乎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近一个世纪之后，此书才有了中译本。[7]
第一次中亚考察的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1907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1975年美国纽约再版。[8]该书分两卷，上卷为文字部分，共15章，另有7个重要附录和78帧珍贵照片，详细公布了此次考察所获古代写本、简牍、壁画、木板画、木雕、泥塑、建筑、钱币、陶器等文物的发掘和保存情况。下卷为图版部分，共发表所获重要文物的黑白图版119幅及《和田及其周边地图》一幅。全书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和三百多幅图版及地图，详细公布了斯坦因第一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探险的全过程，对于这一地区，斯坦因说：“这里历史上曾经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相互交流的重要通道。”[9]随后这一区域引起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瞩目。此书的出版标志着20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和昆仑山脉地理勘测的正式开始，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该书上卷的7个附录是斯坦因约请当时欧洲的学术权威们对所获文物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具体为：沙畹《丹丹乌里克、尼雅、安德尔等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考释》；巴尔奈特、佛朗克《安德尔发现的古藏文写本和墙壁题记》；马尔古里奥斯《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希伯来文、波斯语文书》；卜士礼、拉普森《出土或收购的古钱币目录》；托马斯《关于和田的吐蕃文资料摘录》；丘琪《和田诸遗址古代灰墁标本检验报告》；洛克齐《和田地区沙子、黄土标本检验报告》。
《古代和田》是斯坦因中亚考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当时欧洲学术精英中亚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该书的中译本迟至一个世纪之后才有的。[10]除上述三书之外，斯坦因还发表了数篇有关第一次中亚考察的论文，[11]目前这些论文均未见中译本。
1906年4月至1908年8月，同样是在英属印度政府的支持下，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年9月下旬他第二次来到拉瓦克窣堵波遗址进行发掘，10月下旬又前往尼雅进行发掘，12月上旬他抢在伯希和之前来到罗布泊(Lop-nōr)，[12]先是考察了米兰(mīrān)遗址，他接着发掘了楼兰遗址，获珍贵文物500件以上，然后他又返回米兰遗址，进行了大肆盗掘。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来到了敦煌，在附近的汉长城烽燧遗址，掘获了大量汉简，从中确定了中原到西域最早的西关——玉门关(Jade-Gate)的准确位置。5月21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他在藏经洞整整挑选了七天时间，最后以40块马蹄银骗买了24箱各类文书和5箱纸本画、绢画和丝织品，[13]这是敦煌文书及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被盗，之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人，皆步斯坦因后尘而来。
敦煌劫宝之后，斯坦因又考察了万佛峡石窟、嘉峪关、玉门关等遗址，11月10日到达吐鲁番，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以及一系列石窟遗址，12月中旬又前往焉耆西南的舒尔楚克，对其周围的“明屋”遗址进行发掘，获大量犍陀罗风格的泥塑品。1908年2～3月，斯坦因考察队由北向南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到和田，4月中旬又前往和田以北的达玛沟遗址进行盗掘，获得一批汉文、回鹘文(Uigur)及吐蕃文写本。8月初，斯氏送走了装满93只大箱子的文物，然后踏上回程，结束了本次考察。
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墟记——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纪实》[14]，1912年在伦敦出版，1987年在美国再版。该书共两大卷97章，80万字，以通俗的笔法详细地介绍了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全过程，将“考察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普通读者”，其中不乏正式考古报告中失载的一些细节和佚事，融资料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书中附有333幅珍贵照片，13幅彩版及全景照片，3幅测量地图，现在都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
《沙漠契丹废墟记》迟至2004年才有了中译本，名为《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15]分四卷。至于为何将原书名称改为现在这样一个书名，汉译本中只字未提。
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考古报告是《塞林堤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16]此书是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考察后于1919年2月完成的，1921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1980年重印。它是斯坦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代表作。《塞林堤亚》共五卷，三卷正文近三百万字，第四卷为图版，共175幅，包括敦煌写本、绢画、塑像、碑铭等资料的彩色或黑白照片，第五卷为地图，共94幅，均为实地勘察绘制。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这些保存了当时历史原貌的图版及地图更是弥足珍贵，史料价值极高。
该书正文共32章，详细地描述了一幅完整的自印度西北部至我国河西地区的古代文化图景，着重报告了他所考察的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包括西北汉简、敦煌文书、莫高窟佛教艺术以及河西地区的汉长城遗址等。书中以详尽的笔致和大量的图版将上述地区的有关遗址及其丰富珍贵的遗物展现于世人，从而揭示出中国西部汉唐时期的特有文明，揭开了古代中西文明交流融汇的神秘面纱；再现了汉长城的分布走势、保存情况和构筑特点；探讨了玉门关和阳关的地理位置；客观上使敦煌文书重见天日。[17]此外，书中还详细描述了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地貌景观和人种；探讨了该地区地理地形、历史变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等，在此基础上，他探讨遗址的分布、兴废和人口的迁徙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历史时期河流的水量、流向和流域范围以及改道、回流等沧海变迁的动态和规律；对有些遗址废弃的原因和进程、个别遗址重新开发的可行性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以及东方学者的西域学研究，而他所调查和发掘所获的第一手资料，还构成了上述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辉煌的汉学研究成果。”[18]
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位考古学家像斯坦因这样全面地实地考察过这一地区，获得过这么全面的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古代西域语言学、宗教与艺术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斯坦因以这部鸿篇巨著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因而轰动了当时的国际学术界。
正文之外另有10篇附录，是当时欧洲的一流学者对相关课题所进行的专题或综合研究。[19]
一直到199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下，《塞林堤亚》才有了它的中译本，书名为《西域考古图记》(全5卷)。[20]另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要求，将其中相对独立的章节翻译出版了单行本，重在通俗易读，列在“西域游历丛书”之中，目前已出版了6种：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2000年10月；刘文锁、肖小勇、胡锦州译《踏勘尼雅遗址》，2000年10月；肖小勇、巫新华译《路经楼兰》，2000年9月；赵燕、谢仲礼、秦立彦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2000年10月；姜波、秦立彦《发现藏经洞》，2000年9月；巫新华、新华、张良仁译《穿越塔克拉玛干》，2000年10月。
1921年，斯坦因将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所获的绢画整理为《千佛——中国西陲千佛洞的古代佛教绘画》[21]一书，在伦敦出版。全书48幅图版中近一半为彩版，并且附有英国著名美术史学家罗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的导言。此书目前未见中译本。
除了上述三部专著之外，关于第二次中亚考察，斯坦因还撰写了数篇论文并演讲报告。在《敦煌沙碛中汉长城遗址所出古代文书札记》[22]一文中介绍了在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的汉代简牍以及沙畹的考释之作《斯坦因在东土尔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23]一书，在《公元747年中国军队横越帕米尔与兴都库什山的一次远征》[24]一文中，他用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互证的方法，考证了唐天宝六年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率军讨伐小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的史事。其余的文章和演讲大致都是有关第二次中亚考察的介绍：《1906—1908中亚考察（1909年3月在皇家地理学会第8次会议上的报告）》，《地理杂志》第34卷，1909年；[25]《1906—1908中亚考察考古笔记》（第一部分），《印度古物研究》第38卷，1909；[26]《中亚地理与考古考察（1906—1908）》，《地理学会公报》第20卷，1909；[27]《在中国新疆的地理考古探险》，《慕尼黑地理学协会通讯》第4期，1909年；[28]《1906—1908中亚地理与考古探险》，《维也纳地理协会通讯》第52期，1909年；[29]《穿越“死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探险与考察》第2期，1909年；[30]《1906—1908中亚考察考古笔记》（第二部分），《印度古物研究》第39卷，1909；[31]《回教徒生活的中亚的当地佛教崇拜》，《皇家亚洲学报》，1910年；[32]《1906—1908中亚考察》，《苏格兰地理学杂志》第26卷，1910年；[33]《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和甘肃考察地图标注说明》，《地理杂志》第37卷，1911年。[34]以上论文及讲演稿均未见中译本。
1912年11月23日斯坦因向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政府提出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申请，次年8月1日他率队离开克什米尔，取道帕米尔，开始了第三次考察。
这年10月下旬，斯坦因发掘了和田河以南的麻扎塔格遗址，检查了1908年曾被忽略的一个垃圾堆，获大量古藏文文书。然后南下和田，沿南道直奔米兰，抢在德国的勒柯克之前攫取米兰的壁画。东移途中，他们在尼雅和安德尔遗址又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掘得一批佉卢文简牍和古印度俗语(Prākrit)书写的简牍。
1914年3月，斯坦因来到米兰遗址，将他第二次考察期间未能拿走的精美壁画全部剥离盗走，共得11块。然后又考察了楼兰及其周围遗址，获汉文、佉卢文、粟特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书并丝织物、家具、铜镜等古物。是年3月24日，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买走570多件写本和绘画。5月，斯坦因经安西到达酒泉，6月，他沿黑河向北考察，来到哈拉浩特(Khara-khoto，即黑城)，在这里废弃的佛塔及垃圾堆中掘获了大量的汉、西夏(Tangut)、吐蕃和回鹘文文书，还有一张保存完好的波斯文文书。7～8月，斯坦因经张掖考察了祁连山脉和甘州河(即山丹河)河源。9月，他翻越天山北麓来到巴里坤和奇台(Guqung，即古城)，调查了吉木萨尔县护城堡废墟，断定此地即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这是他本次考察的最大学术收获之一。10月，斯坦因来到吐鲁番，这是他本次考察的重点发掘区域。这年年底，他们剥走了木头沟壁画九十余箱。1915年1月，发掘阿斯塔那墓地和哈拉和卓墓地，获大量写本、丝织品、陶俑和钱币等文物。在吐鲁番地区共获文物一百四十余箱。3月25日来到孔雀河畔，5月份访问了克孜尔千佛洞，认为这里是敦煌莫高窟与巴米扬石窟之间的重要环节。[35]
1916年3月初，斯坦因返回印度，结束了第三次中亚考察。这次考察历时2年零8个月，行程近1 800公里，北至准噶尔盆地和内蒙古高原，南到兴都库什山谷，东抵河西腹地和青海北部，西达伊朗，范围空前扩大。
第三次考察结束之后，斯坦因同样撰写了系列论著，1916年他完成《中亚第三次探险，1913—1916》，发表于《地理杂志》当年的8—9月号上。当然最为重要的著作就是他前后花费十年功夫撰写的《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36]，这同样是一部学术巨著，共分四大卷，前两卷是正文，包括插图照片和附录，第三卷是图版，第四卷是地图，1928年出版，1981年再版。与《古代和田》和《塞林堤亚》一样，此书也是斯坦因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之一。
该书以古代道路遗迹的考察为纲，详尽地描述了道路沿途的古代遗址和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本次考察发现的古道如穿过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从罗布泊到疏勒河的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古代文献所载之“北道”及其绿洲、从喀什穿越俄属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所路经的古代丝路等。考察的重要遗址有麻扎塔格山废堡遗址、尼雅遗址、鄯善“东故城”佛寺遗址、楼兰遗址、汉长城及烽燧遗址、吐鲁番佛寺遗址及墓地、锡斯坦科赫依瓦贾圣山上的萨珊遗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遗址等。在上述古遗址发现了大量文物，如汉文、古藏文、佉卢文木简，西夏文、古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佛教经卷、佛寺壁画、丝绸和钱币等，还有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四百多架人骨标本。这些遗迹、遗物是研究新疆历史文化、中亚文明、丝绸之路等课题的珍贵资料。20世纪许多与此相关的新学问的兴起，无不与上述发现有着直接关系。
斯坦因在编撰《亚洲腹地》[37]时，同样邀集了欧洲当时相关领域最著名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这样不但保证了其很高的学术水准，而且为以后的考古报告编写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这些专家的研究同样以附录的形式呈现，共16篇：马伯乐《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汉文碑铭》；[38]罗立梅、阿兰《发掘或收集的钱币目录》；[39]乔伊斯《关于帕米尔地区和阿姆河盆地的人类学检测笔记》；[40]霍普森《在中国新疆、甘肃和锡斯坦出土的陶器》；[41]帕吉特《写本目录（主要是梵文）》；[42]斯坦·科诺《梵文、于阗文、库车文写本残件目录》；[43]西尔文·列维《库车文写本残件札记》；[44]班威尼斯特《粟特文写本残件札记》；[45]吉列斯《汉文碑文与题记》；[46]冯·勒柯克《回鹘文、蒙古文、粟特文写本残件目录》；[47]弗兰克《在德尔果德山口发现的藏文题识》；[48]安德鲁斯《和田所获文物目录》；[49]史密斯《塔里木盆地和锡斯坦的石器》；[50]索罗斯、斯比勒、巴登—鲍威尔《岩石和沙子标本》；[51]兰茨《出自喀拉霍加的摩尼教羊皮写本残件（写本Kao.0Ш）；[52]威尔海姆·汤姆森《出自喀拉霍加的如尼教突厥文写本残件(Kao.007)》；[53]托马斯《对图版CXXX～CXXXШ中的藏文题识的研究札记》。[54]
1932年，在结束了第四次中亚考察之后，斯坦因将其在美国哈佛大学洛维尔研究院所作的有关前三次考察经历的讲演稿，整理成《在中亚的古道上——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三次考察活动概述》[55]一书，于1933年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1964年于纽约再版。这是一部综合他前三次中亚考察活动与研究成果而成的通俗性著作，以考古为核心，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比较丰富，是了解西域以及20世纪初西部探险方面的通俗性读物。全书21章，配有147幅遗址平、剖面图和文物图版，另有一幅考察地图。我国学者向达于1935年10月将该书译成中文，书名《斯坦因西域考古记》，[56]193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学者最早翻译的斯坦因著作。由于此书中译本名称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的学术专著《塞林堤亚》的中文译名《西域考古图记》相近，致使不少人竟将二书误为一书，竟不知其差别何止宵壤。近年来巫新华以“向本”为蓝本，重译了此书，书名《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8月出版。
此外，斯坦因于1923年将其前三次中亚考察时测绘的地图结集出版，取名《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1900—1901、1906—1908、1913—1915年中亚探险中测绘的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图集》[57]，共收录49幅地图和斯氏的一篇《附记》，这是早期研究中亚地理及进行中亚探险活动所必备的参考资料。
1930年9月，68岁的斯坦因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巨额资助下，计划进行更大规模的发掘以便搜集新疆和甘肃的古物来充实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于是开始了他第四次中亚考察。1931年，在中国学者的声讨和新疆政府不得已的驱逐令催逼下，5月18日斯坦因终于起程回国，很无奈地结束了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被扣留于新疆喀什，斯氏只带走了部分文物照片的玻璃底版，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关于斯氏第四次考察的起始、经过以及黯然收场的全过程，新疆档案馆与日本佛教大学尼雅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相关珍贵档案史料108件；[58]关于这次考察所获古物的归属下落，孙波辛曾有专文论及；[59]王冀青在大英图书馆访学期间曾对汉文文书做过整理和研究，并发表论文予以揭橥；[60]关于斯氏第四次考察的日记，王冀青也做了整理并予以公布。[61]
除了上述有关中国考察的活动及其著述之外，斯坦因还在印度等地进行过考察活动并撰有相应的著作。[62]
20多年前，王冀青先生曾不无遗憾地憧憬：“如果有朝一日斯坦因的学术名著如《古代和田》、《塞林堤亚》、《亚洲腹地》等能被译成中文出版，那必将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我国敦煌学的研究。”[63]现在，王先生的这一愿望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但是，如前所述，斯坦因的一些著作到目前仍未译成中文，特别是有关印度、伊朗考古的专著和论文，而且，国内对斯坦因本人学术成就的认识和对其著作学术价值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抛却对其盗掘行为的口诛笔伐和帝国主义窥伺我国边疆的声讨之外，“斯坦因”尚且蕴含诸多学术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我们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很大的潜在学术价值。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出水泉子汉简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BZS005）阶段成果。
[2] 关于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汉文写本，参王冀青：《〈英国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中误收的斯坦因所获和田文书辨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关于绘画部分，参齐陈骏，王冀青：《马·奥·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发现的绘画品内容总录》，《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3] 详见斯坦因《古代和田》第十二章第二部分《安德尔庙的发掘》，第428页；录文见《古代和田》的《附录A》第三部分，第546页；图版编号为Ⅵ，见《古代和田》下册。斯坦因著：《古代和田》，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07年。
[4] 1973年大英图书馆成立之初，将原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部的斯坦因所获文书划归该馆，1982年隶属于联邦和外国事务部的印度事务所图书馆归并大英图书馆东方部，合称东方与印度事务收集品部，2003年又更名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与非洲收集品部。斯坦因收集品作为大英图书馆的特藏，庋藏在该馆地下书库。斯氏第一次所获文物编号为Or.8211/1-3326。
[5] Marc Aurel Stein,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01.
[6] Marc Aurel 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a R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Fisher & Unwin, 1903.
[7]〔英〕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田废墟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8] Marc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Oxford:Clarendon Press.［Reprinted 1975,New York: Hacker Art Books］.
[9] 斯坦因：《沙漠契丹废墟记·前言》，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12年，第1页。
[10]〔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共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和田考古工作》，《皇家亚洲学报》1901年；Archaeological Work about Kho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295-300.1901.《尼雅河周边的考古发现》，《皇家亚洲学报》1901年；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Niya Riv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1.pp.569-72.《中国新疆地形学工作笔记》，《地理杂志》第17卷，1901年；Note on Topographical Work in Chinese Turkest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7, 1901.pp.409-14.《中国新疆地理学与考古学的考察旅行》（在皇家地理学会上的演讲），《地理杂志》第20卷，1902年；A Journey of Geo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lecture given to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followed by short communication by RGS Presiden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 1902.pp.575-610.《中国新疆考古与地理考察记》，《史密森1903报告》；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Smithsonian Report for 1903, pp.747-74.(repr.from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 pp.575-610.), 1904.《历史上印度西北边境的白匈奴及其家族部落》，《印度古物研究》第34卷，1905年；White Huns and Kindred Trib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The Indian Aantiquary 34, pp.73-87 (transl.of paper presented to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1897, and published as ‘A Fehér Hunolc és rokon törzsek indiai szereplése’, Budapesti Szemle, 1897).1905.《俾路支斯坦及其西北边境考古调查报告》（1904年1月～1905年3月），白沙瓦；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Work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Baluchistan, January 1904-March 1905 (Peshawar).1905.《玄奘有关媲摩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碑》，《通报》第7期，1906年。Hsuan-Tsang’s notice of P’i-mo and Marco Polo’s Pein, T’oung Pao 7, 1906.
[12] 斯坦因1906年10月10日给朋友的信中说：“伯希和的考察队10月10日仍在喀什，但他们肯定也要去罗布泊，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到达。”详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43.
[13]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收集品编号为Or.8210/S.1~13677、Or.8210/P.1~20，前者是写本编号，后者是印本编号，其中除混入少量新疆和田与吐鲁番等地文书之外，基本为敦煌文书，中国学者的编目主要有两种：一、刘恕铭《斯坦因劫经录》，编号为S.1~6890，施萍婷等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有所补订；二、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编号为S.6891~13624，其后作者曾进行补正，详见氏著：《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 Marc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London: Macmillan & Co.Ltd.1912.（Reprinted 1987,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5]〔英〕奥里尔·斯坦因著；巫新华，伏霄汉译：《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全四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
[16] Marc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Reprinted 1980,New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17] 孟凡人：《〈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序——斯坦因探险的性质与如何看待其著作问题》，巫新华，伏霄汉译：《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18] 刘文锁：《略说〈西域考古图记〉的学术重要性》，《光明日报》1999年5月26日。
[19] 沙畹《汉文碑铭题记》；Edouard Chavannes,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Records.J.阿兰《所获古钱币详目》；J.Allan,Inventory List of Coins Found or Obtained.T.A.乔伊斯《中国新疆及帕米尔高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笔记》；T.Atholl Joyce, Notes on the Physycal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the Pamirs.丘奇《对出土于阿克特莱克、喀拉塞、喀达里克、米兰、“明屋”和敦煌的一些壁画与泥质标本的检测结果》；Sir Arthur Church, Examination of Certain Specimens of Mural Paining and Plaster from Ak-terek, Kara-sai, Khadalik, Miran, ’Ming-oi’, and Tun-huang.彼得鲁西、宾雍《敦煌千佛洞所出佛教绘画研究》；Raphael Petrucci and Laurence Binyon, Essays on the Buddhist Painings from the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Tun-huang.霍恩雷《梵文、于阗文和龟兹文写本目录》；A.F.Rodolf Hoernle,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Khotanese,and Kuchean.弗兰克《关于奥莱尔·斯坦因在中国新疆所获吐蕃文文书的注解》；A.H.Franeke,Notes on Sir Aurel Stein’s Collection of Tibetan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斯莱辛格《斯坦因收集品中的乐器标本研究札记》；Katharine Schlesinger, Notes on Musical Instruments Represented in the Stein Collection.托马斯、瓦累·普森《关于几件千佛洞所出吐蕃写本的注解》；F.W.Thomas and L.de la Vallee Poussin, Notes on Specimens of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Ch’ien-Fo-Tung.巴尔奈特《关于敦煌千佛洞所出佛教绘画上藏文题记的研究》。L.D.Barnett,Notes on Tibetan Inscriptions of Buddhist Painting from Ch’ien-Fo-Tung,Tun-huang.
[20]〔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著者按，Serindia即“西域”之意，因此国内有些学者也将《塞林堤亚》径称《西域》。
[21] Marc Aurel 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London: Messrs.B.Quaritch.1921.
[22] Marc Aurel Stein, Notes o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Discovered Along the Han Frontier Wall in the Desert of Tun-huang, New China Review, 3, 1921.
[23] Edouar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24] Marc Aurel Stein,A Chinese Expedition Across the Pamirs and the Hindukush, A.D.747.Geographical Journal, 59, 1922; New China Review 3, 1922.
[25] Marc Aurel Stein,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1906-8 (lecture to RGS meeting of 8 March 1909),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4, pp.5-36 (part 1) and 242-71 (part 2),1909.
[26] Marc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Notes during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in 1906-8 (part 1) , The Indian Antiquary 38, pp.297-302 (extracts from lecture to RGS meeting, 8 March 1909, and printed in full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4), 1909.
[27] Marc Aurel Stein,Exploration géographique et archéologique en Asie centrale (1906-1908), La Géographi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20, pp.137-54, 1909.
[28] Marc Aurel Stein,Geographische und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sreisen in Chinesisch-Turkestan, 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in München 4, pp.147-48,1909.
[29] Marc Aurel Stein,Geographische und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sreisen in Zentralasien 1906-1908,M.kk.G.Ges.Wien 52, pp.289-324.(Reference not seen, probably 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 1909.
[30] Marc Aurel Stein, Across the “Sea of Sand”: a journey through the Taklamakan Desert, Travel and Exploration 2, pp.193-204; 257-65, 1909.
[31] Marc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notes during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in 1906-8 (part 2),The Indian Antiquary 39,pp.11-18 and 33-43 (extracts from lecture to RGS meeting,8 March 1909,and printed in full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4),1910.
[32] Marc Aurel Stein,Note on Buddhist Local Worship in Mohammada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0,pp.839-45.(The original Hungarian text was contributed to the ‘Emlekkonyv’presented to Prof.I.Goldziher,Budapest, in honour of his 60th birthday, 22 June, 1910.),1910.
[33] Marc Aurel Stein,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1906-08,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26, pp.226-40; 281-93.1910.
[34] Marc Aurel Stein,Note on Maps Illustrating Dr Stein’s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and Kansu,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7, pp.275-80.1911.
[35] 王冀青：《马克尔·奥莱尔·斯坦因》，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36] Marc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Reprinted 1981,New Delhi:Cosmo Publications).
[37]《亚洲腹地》中译本由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翻译，取名《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全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8] Chinese Sepulchral Inscriptions from Astāna,Turfān,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enri Maspero,Professeur au Collège de France.
[39] Inventory List of Coins Found or Obtained, prepared from Notes by F.M.G.Lorimer and J.Allan.
[40] Notes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Pāmīrs and Oxus Basin, by T.A.Joyce, M.A.,Deputy Keeper, British Museum,Vice-President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41] Notes on Ceramic Specimens from Chinese Turkestān,Kansu,and Sīstan,by R.L.Hobson, Keeper of Ceramics and Ethnography,British Museum.
[42]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 Remains mainly in Sanskrit, by F.E.Pargiter, M.A.,I.C.S.(Ret.).
[43]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 Remain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prepared by Sten Konow, Professor of Oslo University.
[44] Notes on Manuscript Remains in Kuchean, by Sylvain Lévi,Professeur au Collège de France.
[45] Notes on Manuscript Remains in Sogdian, by E.Benveniste.
[46]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Recor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Lionel Giles, M.A., D.Litt., Deputy Keeper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British Museum.
[47] 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Uighur, Mongol, and Sogdian, by A.von Le Coq, Director, Museum of Ethnology, Berlin.
[48] A Tibetan Inscription on the Darkōt Pas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H.Francke, Ph.D.
[49] Descriptive List of Antiques Brought from Khotan and Presented by H.I.Harding, Esq., Chinese Consular Service,by F.H.Andrews, O.B.E.
[50] Notes on Stone Implements from the Tārīm Basin and Sistan, by Reginald A.Smith, Deputy Keeper, British Museum.
[51] Specimens of Rock and Sand, examined and described by W.J.Sollas,Sc.D.,F.R.S., Professor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R.C.Spiller, B.A., late Burdett-Coutts Scholar, Oxford, with a Note on Specimens of Shells by D.F.W.Baden-Powell, M.A., B.Sc.
[52] Notes on the Fragment of a Manichaean Parchment Manuscript, Kao.OⅢ, from Kara-Khōja, by W.Lentz, Ph.D.
[53] Fragment of a Runic Turkish Manuscript, Kao oio7, from Kara-khoj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lhelm Thomsen,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54] Particulars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Illustrated in Plates CXXX～CXXXⅢ, by F.W.Thomas, M.A., Ph.D., F.B.A., Boden Professor of Sanskrit, Oxford.
[55] Marc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eannette Mirsky) London: Macmillan, 1933.［reprinted 196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Random House)］.
[56]《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版本尚有：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本；1990年兰州古籍书店翻印本；2007年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
[57] Marc Aurel Stein, Memoir on map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Kansu from the Surveys Made during Sir Aurel Stein’s Explorations, 1900-1, 1906-8, 1913-15 (with appendices by Major K.Mason and J.de Graaff Hunter), Dehra Dun: Trigonometrical Survey Office.1923.
[58]《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7年。
[59] 孙波辛：《斯坦因第四次来新之经过及所获古物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60]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8年，第259～290页。
[61]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旅行日记手稿整理研究报告》，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
[62]《随布雷尔野战军考古旅行的详尽报告》，拉合尔，政府出版社，1898；《羯利舍那所著诸王流派——克什米尔王谱》，伦敦康斯特希尔公司，1900；《1904—1905年度考古调查局西北边省及俾路支斯坦年度工作报告》，白沙瓦，政府出版社，1905；《印度边疆考古调查局1911—1912年度边疆考古调查报告》，白沙瓦，政府出版社，1912；《沙赫里—巴合娄尔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调查局1911—1912年度报告》，加尔各答，1915。
[63] 王冀青：《马克尔·奥莱尔·斯坦因》；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
编校：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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