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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业余作者”,却被称为鲁迅之后的“第一人”

点击蓝字关注 吃果读书 2021-09-14

文:刘心武


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王小波 


23年前,世界上少了一个有趣的人。


曾有人评价道,王小波将会和鲁迅一样地影响几代人,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


23年过去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句“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而把“变得有趣”作为人生目标。


“王小波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我们靠他来辨别对方是否同类。”


就让我们在今日,做一个有趣的人。为此吃果谨以刘心武老师的文章,纪念这位有趣的人。

 

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


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


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我要买下那书,却懊丧地发现自己出来时并未揣上钱包。从书店往家走,还回味着读过的文字。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


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


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橥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给书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说了太多太多。


我已经好几年不参加文学界的种种活动,但也还经常联系着几位年轻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起他们参加种种活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过“还有王小波,他总是闷坐一边,很少发言”。


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真没想到这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如此“专业”,震了!盖了帽了!必须刮目相看。



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称谓,现在想起来,我的作为,实在堪称“王小波的超级粉丝”。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我报上姓名。那边依然懒懒的:“唔。”


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他难道会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吗?我想他不至于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


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


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提及因为没带钱所以没买下那本书,书里其他几篇都还没来得及读哩。说着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最简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正是一本《黄金时代》。


我问:“是带给我的吗?”他就掏出来递给我,我一翻:“怎么,都不给我签上名?”我找来笔递过去,他也就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


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


我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他随便去写,我随便地读。


记得我和王小波头一次到三星餐厅喝酒吃餐,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厨师最拿手的干烧鱼,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


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


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


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问厨师时间,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当时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太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


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


我望着他背影有半分钟,他没有回头张望。回到家里,我沏一杯乌龙茶,坐在灯下慢慢呷着,感到十分满足。



这一天我没有白过,我多了一个“谈伴”,无所谓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说并无特别收获,但一个生命在与另一个生命的随意的、绝无功利的交谈中,觉得舒畅,感到愉快,这命运的赐予,不就应该合掌感激吗?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但把《黄金时代》整本书细读了,也自己到书店买了能买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时候他陆续在某些报纸副刊上发表随笔,我遇上必读。


坦白地说,以后的阅读,再没有产生出头次立读《黄金时代》时那样的惊诧与钦佩。但我没有资格说“他最好的作品到头来还是《黄金时代》”,而且,我更没有什么资格要求他“越写越好”,他随便去写,我随便地读,各随其便,这是人与人之间能成为“谈伴”即朋友的最关键的条件。


▍中国可以说不?

 

有一回,我觉得王小波的有趣,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谁说他是木讷的?口拙的?寡言的?语塞的?为什么在有些所谓的研讨会上,他会给一些人留下了那样的印象?我就不信换了另一种情境,他还会那样,人们还见不到他闪光的一面。


于是,我就召集一个饭局。


那回聚餐,席间也是随便乱聊。我召集的这类聚餐,在侃聊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涉官场文坛的“仕途经济”;一是没有荤段子,也不是事先“约法三章”,而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摒弃那类“俗套”。但话题往往也会是尖锐的。


记得那次就有好一阵在议论《中国可以说不》。


有趣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炮制者”也名小波,即张小波,偏张小波也是我的一个“谈伴”。我本来想把张小波也拉来,让两位小波“浪打浪”,后来觉得“条件尚未成熟,相会仍需择日”,就没约张小波来。


《中国可以说不》是本内容与编辑方式都颇杂驳的书,算政论?不大像。算杂文随笔集?却又颇具系统。


这本书一出就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连续加印,张小波因此也完成了资本初期积累,在那基础上,他的图书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京城中民营出版业的翘楚。


王小波对世界、对人类的认知,是与《说不》那本书宣示相拗的。


记得那次他在席间说——语速舒缓,绝无批判的声调,然而态度十分明确——“说不,这不好。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

 

引号里的是原话,当时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说,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我现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顾了人类在几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文明碰撞”,表述出这样的思路:到头来,还得坐下来谈,即使是战胜国接受战败国投降,再苛刻的条件里,也还是要包含着“不”以外的容忍与接纳,因此,人类应该聪明起来,提前在对抗里揉进对话与交涉,在冲突里预设让步与双存。


王小波喜欢有深度的交谈。所谓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长时间思考而始终不能释然的心结,陈述出来,听取谈伴那往往是“牛蹄子,两瓣子”的歧见怪论,纵使到头来未必得到启发,也还是会因为心灵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我们就这样饶有兴味地聊了好久。

 

天才的陨落


王小波留学美国时,在匹兹堡大学从学于许倬云教授,攻硕士学位,他说他对许导师十分佩服,许教授有残疾,双手畸形,王小波比划给我看,说许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

 

王小波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但是到头来他毅然辞去教职,选择了自由写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称为“业余作者”,不禁哑然失笑。


难道所有不在作家协会编制里的写作者就都该称为“业余作者”吗?


其实我见到王小波时,他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作家。他别的事基本上全不干,就是热衷于写作。

 

他跟我说起正想进行跟《黄金时代》迥异的文本实验,讲了关于《红拂夜奔》和《万寿寺》的写作心得,听来似乎十分地“脱离现实”,但我理解,那其实是他心灵对现实的特殊解读。


他强调文学应该是有趣的,理性应该寓于漫不经心的“童言”里。


那时候王小波发表作品已经不甚困难,但靠写作生存,显然仍会拮据。我说反正你有李银河为后盾,他说他也还有别的谋生手段,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上路挣钱。



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大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


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


但那竟是事实。李银河去英国后,王小波一个人独居。他去世那夜,有邻居听见他在屋里大喊了一声。总之,当人们打开他的房门以后,发现他已经僵硬。


医学鉴定他是猝死于心肌梗塞。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


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他为什么生前被冷落的问责浪潮。


几年后,一位熟人特意给我发来邮件,让我看附件中的文章,那篇文章里提到我,摘录如下:


王小波将会和鲁迅一样地影响几代人,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王小波在相对说来落寞的情况下死去。死去之后被媒体和读者所认可。

 

他本来在生前早就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但由于评论家的缺席,让他那几年几乎被湮没。看来我们真不应该随便否定这冷漠的商业社会,更不应该随便蔑视媒体记者们,金钱有时比评论家更有人性,更懂得文学的值……

 

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没有权利去批评王蒙刘心武(两人都在王小波死后为他写过文章)……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表评论,而是创作……


这篇署名九丹、阿伯的文章标题是《卑微的王小波》,文章在我引录的段落之后点名举例责备了官方与学院的评论家。这当然是研究王小波的可资参考的材料之一。

 

不知九丹、阿伯在王小波生前与其交往的程度如何,但他们想象中的我只会在王小波死后写文章(似有“凑热闹”之嫌),虽放弃了对王蒙和我的批评,而把扳子打往职业评论家屁股,却引得我不能不说几句感想。


王小波“卑微”?以我和王小波的接触(应该说具有一定深度,这大概远超出九丹、阿伯的想象),我的印象是,他一点也不卑微。


他不谦卑,也不谦虚,当然,他也不狂傲,他是一个内向的,平和的,对自己平等,对他人也平等的,灵魂丰富多彩的,特立独行的写作者。


他之所以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杂志编辑部召集的讨论会,微笑着默默坐在一隅,并不是谦卑地期待着官方评论家或学院专家的“首肯”,那只不过是他参与社会、体味人生百态的方式之一。


他对商业社会的看法从不用愤激、反讽的声调表述,在我们交谈中涉及这个话题时,他以幽默的角度表达出对历史进程的“看穿”,常令我有醍醐灌顶的快感。


王小波伟大(九丹、阿伯的文章里这样说)?是又一个鲁迅?其作品是“中国文化的经典”?的确,我不是评论家,对此无法置喙。


庆幸的是,当我想认识王小波时,我没有意识到他“伟大”而且是“鲁迅”,倘若那时候有“不缺席的评论家”那样宣谕了,我是一定不会转着圈打听他的电话号码的。


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水彩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召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王小波的思考从七十年代的狂热中走来,途经八十年代的意识大解放,又在九十年代的思想退潮中沉淀。


今天,那些陈腐的观念碎屑卡在我们的脑回路之间,消解不掉,又如鲠在喉之时,王小波的文字一路冲刷而下,带着清明的反思、理性的认识、以及宽和的态度,沿着大脑的沟沟壑壑流淌过去,带走不少沉渣,让人的思维瞬间舒畅透亮。


他尖锐,但不刻薄;他理性,但不教条;他清醒,但不冷血;他独特,但不孤傲;他深刻,但不深沉。他的所思所感,从平凡人的身份出发,着力所有人的困惑和不解,再注入人类文明中那些天才们的思想精华,让任何琐碎的日常问题,都变得丰满,又让遗世独立的伟大哲思,变得有趣、平易近人起来。


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青年学者羽戈说:“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先知书店诚意推荐王小波作品全集(纪念版),在让人惴惴不安的变局时代,获得清醒思考的力量。这是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唯一授权并亲自勘校,迄今为止王小波最全的作品集,也是他所有作品的最终定本。


先知书店一次性完整收集,感兴趣的书友,可一键收藏,更附有王小波写于五线谱上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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