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串联高等教育中的3个相关的问题：文学教学无用还是有用？外语专业是工具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高校应以"学以致用"还是"学以致知"为基本理念？并递进式地讨论文学教育的功效问题，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问题，以及高校的办学基本理念问题。以英语学科为例，讨论实用主义对文学教学的影响，说明外语专业人文性的特征,强调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指出加强诸如文学这类"非应用"课程比重，是今后外语专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外语专业；文学教学；实用主义；素质教育；

The Knowledge/ Tool Controversy in Higher Education: Literature Teaching in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3 interrelated questions: What is the “use” of literature? What is the nature of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s? How are we to understand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se points, 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problems of margi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in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regarding Foreign Languag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seeing it as “tools” or as an area of humanity study, and believes that this understanding lies at the root of the curricular differences. The author reiterate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the“non-pragmatic” courses such as literature.

Keyword: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of literature; pragmatism; humanistic education;

在高校外语教学改革的讨论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地位问题反复成为议题，但多年来改变不大。刘洊波、罗承宁描述了“曾经的辉煌”：“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大学校园里曾出现过人人都在读外国文学名著、人人都在讨论外国作家、场场外国文学讲座都座无虚席的盛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用型的大学毕业生更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外国文学遭到冷遇，受到轻视，甚至忽视，大学生对外国文学的喜爱近年来已经几乎降到了冰点。”[1](86) 文中描述的“盛况”是否普遍有待考证，但降至“冰点”的高校中对外国文学的冷淡，至今仍然让人感受到扑面的寒意。

问题的根源不在文学本身，而是以文学为代表的一类课程，以及这一类课程所代表的所有“非致用”学科在高校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认识。因此，我们在讨论外语学科中外国文学教学时，不能就事论事，局限于这一类课程本身，而必须从教育的“用”与“知”两个大的方面进行思考。外语学科中的外国文学、语言学和国别文化，或推而广之，其他学科领域中诸如史学、美学、伦理学等非应用学科，学了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外语专业的学科归属在哪里，是工具学科还是人文学科？学科分类又引向高校的办学理念这一更高、更抽象的讨论：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应该以“学以致用”还是“学以致知”为办学的认识基点？

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的授奖晚宴上, 讲到文学“有用”与“无用”的关系：“文学与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2] 这种对文学的认识，笔者非常认同。“没有用处”和“伟大用处”中的两个“用”字指涉不同，前者指实用的当下之用，后者指认识、审美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功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含的逻辑关系，即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在三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笔者谈及了同样的观点：“文学的‘用’是‘无用之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强调文学所具有的‘及物’用途，也就是说，文学不只具备内在的人文精神和美学价值，它同时也富有教化意义，指涉现实，反映生活，起到影响和改变社会现状的作用。”[3](16) 文学的“无用之用”，其说并非新见，久已存在于我国古老的哲学思辨之中，可以在老庄思想中找到源起。

庄子早就说到，“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人间世》) ，并借助一系列寓言故事来说明“无用之用”的处世智慧：通过“无用”而致“大用”。庄子的原意并不专指文学，而且其中带有隐遁避世的意味，但后来的学者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合理的延伸，强调其中摆脱世俗功利观念、达到人生高远境界的内涵。庄子的思想在王国维先生的论著中得到了发展和再三的强调。在1904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王国维专门针对美学和文学提出了“无用之用说”, 总结性地诘问道：“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4](154) 在其后的十来年时间里，他不断论及同样的话题，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指出，“无用”只是就其物质层面而言，“无与当世之用”，“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因为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长远的，功在千秋，是“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4](20)。在精神层面，文学有其大用，利于修身养性，感化教育，培植良知，建构理想，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这种“大用”就是他在《叔本华之美学说》中言及的“文艺是人生的科教书”的认识，“吾人与诗歌之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4](158)。

王国维先生不断呼吁，反复提醒人们要重视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无用之用”。进入“文革”时期，文学的功用再次被扭曲，被迫充当主导意识形态的应声虫。“文革”结束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但是，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让人民摆脱贫困成为“当下之重”，几十年中在不知不觉中将关注中心引向“合当世之用”的方面，而文学这类不见速效实效、不能带来眼前经济和物质效益的东西遭到轻视，高等教育中功利主义倾向抬头。

莫言强调文学之用，是在回答“文学与科学比”有何用处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高校外语专业常常听到：外国文学学了又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有时来自学生, 需要解惑；有时来自其他专业的从业者，求教的谦逊背后潜藏着挑战和不屑。其实这是个伪命题，问题的逻辑前提并不成立。第一，“用”并不是衡量“学”的唯一标尺；第二, 文学无需与科学比较以证实其价值。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便以文学取代哲学作为文化教育的中心。美国随后效法而行。高等教育承担的不是职业培训任务，而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健全人格，帮助学生获得开阔的文化视野, 要比实用技能更为重要。我们称之为“综合素质”的东西，包括了观察、思辨、想象、判断、沟通等很多超越可直接施用的“技”和“术”方面，而这类超越应用层面的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要端。

但现实层面的问题不容忽视。“有用”对“无用”形成的压制和冲击，在高校外语教学中表现为对文学之类课程的排斥。管理层和学生的态度往往十分统一，一味追求实在、实用、实惠的东西。在功利思想的影响下，大学教育刮起浮躁之风，力图用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实惠，似乎只有学技术、谋职业才是本分。高等教育在定位上被降格为职业教育。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直接导致了外语学科被“工具化”，诸如外国文学之类的课程被边缘化。更为糟糕的是，原本就以“无用”为特征的文学，被赶入“有用”的窄道，使之成为用词、句式等语言学习的范本，而其中审美的、精神的、人文的内涵被忽略。除了功利主义的影响之外，这种状况也与外语专业属性的模糊认识有关：即外语是“工具学科”还是“人文学科”的问题。

外语专业有其双重特性，即“工具性”和“人文性”两个方面。语言是交流传播的工具，同时语言又是思维的载体，言说和书写无法与思想分离，总是在表达着信息、情感、认识、愿望、诉求等。比如目前已成全国第一大学科的“英语”专业，各高校对其定位不同，态度不同：多数将它当作“应用专业”，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主要手段，以语言运用能力为目标；少数将它当作“人文专业”，以人文内涵为主要内容，培养国际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学科定位的模糊性，带来了教学实施方面的混乱。有些高校将英美文学等课程视作累赘，无奈于《英语教学大纲》的规定勉强开设，或让文学课演变为以文学文本为教材的语言技能课。另一些高校视外国文学为了解世界文明、体验异文化、认识自己和社会的有效途径，不求所“用”，而求所“知”。外语学科的两种定位与认识，在对待外国文学这类“无用”课程的态度上，泾渭分明。

程爱民等人的《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这项调查是十年前做的，但所谈及的问题至今仍无改观，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调查报告告诉我们，“工具论”主宰着不少高校的英语教学，普遍认为，“英语专业”理所当然是学“英语”的，视“听、说、读、写、译”为学科正宗，把学科降格到职业培训层次[5](14-18)。即便是《英语教学大纲》本身也底气不足，大学四年中规定的英美文学课总共98学时, 外加一些常常被忽略的文学选修课[6](3)。与应用性技能课相比，文学完全是陪衬的角色。即便是微乎其微的规定课时，学校在执行《英语教学大纲》时普遍偷工减料[5](15)。由于课时限制，也由于文学“无用论”的认识误差和对语言工具的崇拜，一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英语教学中本应成为主干和主导课程的英美文学，几乎沦落到了被遗弃的境地。

孔子曰：“不学诗, 无以言”——没有文化底蕴，就缺乏深邃的思想，就说不出道道来。孔夫子的话使笔者想起一名外籍教授给我出的一道“选择题”：你喜欢一个只能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表达自己想法的学生，还是喜欢能讲一口流利英语，但无话可说的学生？“无话可说”指缺乏思想内容。如果非要二择其一，我选前者，显然这也是提问者内心的答案。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对我国高校专业外语教学模式和效果的批判。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既有思辨能力，又能用外语流利表达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并不太多。谈及外语专业的毕业生 (包括外语教师) ，人们似乎有共同的负面印象：在文化视野、创新思维、逻辑推理、解析能力和理论功底等方面，都相对薄弱。

这种状况导致了被黄源深教授称为“思辨缺席症”的现象。他认为学外语的人十分容易“感染”这种症状[7](1)，但“易感性”的根源存在于目前高校外语专业的认识和教学设置中。黄源深教授11年后又撰文《英语专业课程必须改革——再谈“思辨缺席”》，指出外语课程应当根据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来设立，并通过详细比对西南联大英文系的课程表，提出了课程设置的建议。抗战时期教学条件极差但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的英文系，语言能力课 (相当于现在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课程) 只占年总学分的不到16%，英语语言水平的提高，是通过诸如散文、英诗、西洋戏剧等其他课程来实现的。他建议大幅度调整课程结构，语言技能课应控制在25%以下，文化知识课，包括语言学、文学、欧美文化等，比例应占60%左右，除哲学等个别课程外，一般用英语授课 [8] (297-298)。

黄源深教授是把英语专业作为人文专业进行思考的。虽然我们还需要顾及学校的层次和师资的能力问题，但作为一种外语教学改革的前瞻性的构想，笔者是完全赞同的。这涉及到我们的大学是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为目标的问题。胡文仲和孙有中也撰文明确提出：“我国英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致力于培养人文通适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9](245) “回归”一词内含两层意思：第一，我国的英语专业曾经是人文专业；第二，目前的施教实践已经偏离该专业的人文性，需要调整方向。目前的不少高校在思考外语教学目标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市场需要和市场适用问题。于是，以语言应用为目标的专才教育成为主导，学生通适性能力的培养、文化视野的开拓、健康人格的塑造和人文精神的陶冶遭到忽视，毕业生总体上呈现“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的状况。

这样的培养模式难与国家战略接轨。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涉外”最多，但真正能够超越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沟通、斡旋的很少，大多难当“大用”。要改变这样的局面，甩开外语“工具学科”的错误认识，重树其人文学科权威，是不二选择，在层次较高的大学尤其应该如此。而作为人文学科的外语专业, 文学课一定是主体课程。英语国家的“英语系”，完全由文学主导和统领。但是，文学教学不应该是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外语教学。应该说，语言文字是文学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文学与语言关系密切，甚至难分彼此，对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大有裨益。但是，英美文学课程具有的重要性，主要不是因为它可以帮助学习语言，而是因为它是素质教育课程。

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也能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开拓文化视野，起到培养思辨能力的作用，但外国文学课程是最佳选择。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文学文本需要通过读者的解读才能生成意义，阅读是读者与写定文本进行的对话，这是一个思辨和再创造的过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 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受益无穷”[10](11)。其次，外国文学看似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关甚微，空间上有距离，文化上有隔阂，时间上有断层，但是这种差异性正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在当前全球化时代，要与国际接轨，最需要的是“跨界”能力，即具有搭建文化桥梁的能力，而这方面的能力往往是高素质人才的标志。再者，外国文学可以提供直观的异文化的感受, 能够帮助获得跨文化视野。同时，由于外国文学与外国语的亲缘关系，它也确实能够成为多层次、多样性和活生生的语言使用的范本。

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就提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识：一个国家的强盛, 仅依靠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不能维持的。袁贵仁教育部长谈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时，说两者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如人之两手两脚”，而“只有两者相互结合，紧密配合，科学才能健康发展, 人和社会才能全面发展，自然、人、社会才能协调而持续地发展”[11](4)。钱钟书先生则强调了人文学科宽广的影响面：“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12](162)

今天我国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正努力从专才教育转向以提高素质为主旨的通才教育。这是改革的大方向。外语教育在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了30余年, 全国开设英语本科专业的高校已达近千所。①这样的规模是其他人文学科如史学、哲学、美学等无法比较的。我们必须明确其学科定位，重新树立其人文学科的权威。我们的高等教育明确提出了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宗旨，但实际运作中却往往无法摆脱实用主义的短视。强调“用”而偏废“知”，是高等教育的悲哀，其后果不是马上可以感知的，但一定是负面的。高等教育必须以“学以致知”为本，“知”“用”结合，因为人才构成的主要方面——那些看似“无用”的人文因素，是优秀人才的必备核心素质。如果我们的毕业生只能当单一的外语工作者，那是外语教育的失败。

西方的高校办学理念中，也存在工具理性的思潮。工具理性容易走向极端，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进行判断，强调动机与直接目标的关系，膨胀演变为功利主义和工具崇拜，漠视人的精神、文化等方面，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比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中，工具理性是其矛头所向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实，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而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大学以培养人和人的心智和理智为目标，如约翰·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说，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13](2), 这样的公民是具有人文内涵和理性自觉的博雅之士。“博”和“雅”分别指宽视野和高素质，这样的人才是社会和谐发展所最需要的。

以科技和商品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了繁荣。一种能够被直接、深刻体验的物质层面的变化，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感知源，“务实”压倒“务虚”，客观上削弱了对生活和教育领域中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关注。高校中“知”与“用”的关系有时被颠倒，导致了崇尚技术，轻视艺术的结果。这里的“技术”泛指与物质生产和劳动就业市场相关密切的“致用”学科；“艺术”泛指认识、思辨、审美等精神文化层面的“致知”学科。与此相关的，还有重专业、轻基础，重功利、轻素质的偏向。在认识角度上，事物的地位决定了它被重视的程度。比如在英语专业具体表现为语言技能对包括英美文学在内的“致知”教学形成的冲击，其结果是这类课程不断被一些诸如“商务英语”“科技翻译”等所谓的“实用”课程蚕食，以至于十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不断撰文呼吁恢复它在英语人才培养中本应有的重要、甚至主导课程的地位。②

殷企平教授谈到：“以‘实用’的名义进行的外语教学改革往往首先向文学开刀。在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普遍的假设：外语教育旨在摄取信息，掌握技巧，获得实际知识和技能，而文学则仅是一件饰物，只能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这个硬核为主导的课程表而已。”[14](8)接着，他又引用了彼得·阿巴斯的观点，批判故意把“训练”与“教育”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14](9)。“训练”与“教育”的区分十分重要。一般而言，前者是职业培训学校类教育机构的任务。如果外语是人文学科，它必须超越语言应用层面。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关注的是人类的文化、道德价值、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些方面又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共存这些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方面。

就这样，三个相关的问题就串联到了一起。一是文学课程“无用”和“有用”的问题；二是外语专业的属性问题，是“工具学科”还是“人文学科”；三是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问题，是以“学以致用”还是“学以致知”为本。这3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都是“用”与“知”孰轻孰重的问题。前者的功效是显性的，直接的；后者是隐性的，间接的；前者更容易看到眼前效果，后者则需要长时间的孵化；但是前者生产小才庸才，后者可能造就大才大师。或许不少学生和家长并无奢求，只图学一门技艺，将来谋个安稳工作，有一份稳定收入。但是高等教育必须着眼高远，标杆不能设在低档，不然中国没有将来。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高校外语专业实施的文学教学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外国文学作为英语专业的一部分，为增加我国学生对语言所在国历史、文化和其他诸多方面的了解，提供了鲜活的教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青年一代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已经不再局限于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几个名字，而涉及了从古到今更宽广的领域，也通过外国文学了解了语言所在国人们的政治、思想、认识、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以及性别、种族、阶级、家庭等社会层面的各个方面。外国文学增进了改革开放后的一代对外语国家的进一步了解，这种了解不再是一种笼统的抽象概念，而是鲜活的、包含正负多方面的具体印象。高校英美文学教学将一种异文化的存在，变得可触可摸, 成为比较、思考和借鉴的参照。但成绩并不抵消问题的存在。

外国文学教学的现状，反映了表层、中间层和深层3个层次的问题。因文学课“无用”而对其排斥，是出现在表层的问题；将外语学科视为“工具专业”而忽视其人文内涵，是中间层次出现的认识问题；高等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是问题的深层根源。这些认识都不正确，其危害不是显性的，但却是长远的。像外国文学这类“无用”的课程，通向“学以致知”的广阔天地，是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文化传递是文学本来的特性。外语专业不但不应削弱外国文学教学，而且还需要努力开发这一资源，让它成为外语教学的真正主干。

参考文献：

[1] 刘洊波，罗承宁. 高校外语专业外国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2) : 86-89.

[2] 莫言. 在瑞典诺贝尔文学授奖晚宴上的发言 [N]. 文汇报, 2012-12-12.

[3] 虞建华. 关于我国高校专业英语“两个走向”问题 [J]. 中国外语, 2010 (3) : 14-18.

[4] 王国维. 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5] 程爱民，等. 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 [J]. 外语研究, 2002 (1) : 14-18.

[6]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英语教学大纲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7] 黄源深. 思辨缺席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 (7) : 1-19.

[8] 黄源深. 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 [J]. 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论坛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92-301.

[9] 胡文仲，孙有中. 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 (5) : 243-247.

[10] 王守仁. 应该终结“文学史+选读”模式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2002 (5) : 10-11.

[11] 袁贵仁. 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人文科学 [J]. 中国高等教育，2011 (11) : 3-5.

[12] 钱钟书. 钱钟书论学文选 (第6卷)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13] 约翰·纽曼. 大学的理想 [M]. 徐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4] 殷企平. 文学何尝不实用？[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2002 (5) : 8-10.

注释：

① 至2012年底为992所，在全国1070所高等院校中占93%。

② 参看张冲：高校英语专业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对策思考，《外语界》1996年第1期, 6 10；董洪川：普通高师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教改探索，《山东外语教学》1997第4期，72 76；崔少元：全球化与文学教学——英美文学教学现状探微, 《外语教学》2000第3期，52 55；虞建华：“致知”是一种最高的学习，《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2002第5期，7 8；程爱民等：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外语研究》2002年第1期, 14 18；蒋洪新：大学的理想与英美文学教学，《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104 107；范谊、芮渝萍: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内涵与层次定位，《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150 156；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243 247；詹俐敏：英语专业外国文学课与人文素质的培养，《理论月刊》2008第5期, 81 83；虞建华：关于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走向”的问题，《中国外语》2010年第3期，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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