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凌晨
两千多年前，中国曾发生过一次最著名的“公共说理”：公元前207年，赵高牵着一头梅花鹿上朝，告诉秦二世这是一匹马。秦二世自然不信。他深信这头“身圆腿瘦，耳尖尾粗”的动物是鹿。为了说服二世，赵高选择了“最为民主”的群臣投票法。最终，在大多数臣子都认定这是马时，二世被说服，怀疑自己认知出了问题。这个史记里的“段子”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现代人更从“古代马和鹿区别不大”的考古学视角质疑它的真实性。然而，与其说这是一段历史，不如说这是一个寓言。它背后隐射的，不仅是中国千百年来“讲道理传统”的缺失，更隐喻了当下国人不会思考的深层危机。至今为止，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被批判最多的，正是“中国式道理”。很多人说，外国有辩论，中国有争吵。辩论为求真知，争吵只为证明自己对。每当出现热点事件，人们就因“立场不同”而互相争吵，结局一般分两种：要么“真相反转”，不同立场者相互打脸，最后心照不宣地转移话题；要么“压服失败”，婉约派们“三观不合渐行渐远”，豪放派则“割袍断义，拳打脚踢”；然而，大多数人都对“中国式道理”口诛笔伐，责难国人缺少逻辑，却少有人俯下身，真正理解其原因。生理学曾有研究表明，人的大脑中有很多相互连通的神经轨道，当教条性的语言被反复强调时，这些神经轨道就会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自动想法”，把人的思维“程序化”。好比，中国古代也有辩论，但与西方说服选民争取选票的城邦议会制传统不同，中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包括说了不该说的话、言语间走漏了风声，泄露机密等。在这样的传统下，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喜好”巧言”的思维方式。比如；坊间认可的大辩论家就包括巧舌如簧的东方朔、铁齿铜牙的纪晓岚。这种“政治语境”，最终催生了国人将“会说话、会来事”作为行为处事，包括公共对话的最高标准。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因而，中国人不会讲道理，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讲理，而是中国人根本不会说理，“说理的程序”，从未作为一种共识深入人心。因而，我们与其苛责国人”说话如打仗”，不如让先国人认识到什么是说理、以及如何说理。说理，要求我们对身边事物形成一种相对复杂、精致的观察和思考。一个人能够好好说理，并不等于他说的就绝对正确。然而，说理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真相与谬误的对撞，使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更明晰，对真理的印象更加生动。同时，说理更关键的作用，是让一个人学会在思考中捍卫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权利，防止被他人煽动和蛊惑。英国作家科尔顿曾说：有些骗局布设得如此巧妙，只有傻子才不上当受骗。很多笃信逻辑的人听后，往往不以为然。他们认定掌握了逻辑，就掌握了智慧。而拥有智慧的人，能看穿一切“包装精美”的陷阱和诈骗。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看似成熟、聪明的人，都有着“被骗的经验”。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人们却有着合理的解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是人们不聪明，只是骗子太狡猾，逻辑更强大。不过，事实恰恰相反。仅仅掌握逻辑，人也许可以“明辨是非”，却很难让自己不被欺骗。因为，它错误地暗示，一旦正确的思维过程建立起来，每个理性之人都会按照这个过程思考，全不必考虑情绪、心态、情感、禀性、习惯、境遇等其他影响。在《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中，徐贲指出，逻辑虽然是人们思考的引擎，但人性并不是一台机器。仅仅依仗逻辑，就是把思维看成一种可以排除人性的程序，忽略了情境的力量。比如，洗脑是把一个人放在一种有强制力量的情境中，让他相信他正常心智状态下不会相信的东西。历史上，无数的“路西法效应”已经证明：在环境影响下，一个追求良善的好人，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变身为无恶不作的恶魔。前东德的一位秘密警察说：如果有十个人上街，我们会把他们都抓进牢里；如果有一百个人上街，我们会用警棍把他们揍趴下；如果有一千个人上街，我们会驱散他们；如果有一万人上街，我们会站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有十万人上街，我们会在一边看着；如果有一百万人上街，我们会加入他们！罗素认为，人是轻信的动物，必须相信一些什么。现实中，很多骗子能成功，并不是骗术多高超，而是人的本性之中，就预装了认知偏见、捷径思维、私利羁绊、情绪昏智等思维陷阱。尤其在人际关系高度传媒化的今天，谎言、欺诈和骗局甚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人们可以在他人面前利用整容、化妆、美图秀秀等方法隐藏自己的身体弱点，更能利用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形象包装、亲民姿态等手段掩饰真实意图和动机。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网络群体、社交网站等远程社交工具的普及，更让原本就“濒临破碎的真实性”再度遭遇了严峻挑战。当然，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但我们却可以对自己的弱点更为清醒，从而变得不轻信和易骗。▌骗人的最高境界：自欺
19世纪诗人霍尔姆斯说：“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缩得越小。生活中，人并非逻辑清晰，洞悉人性，就不会选择糊里糊涂过日子，并非体验过自由，就不愿再回到奴役的状态。在《批判性思考的认知和伦理》中，徐贲还进一步提出，比“不讲逻辑”、“轻信于人”更可怕的，是人的“自欺”。传奇历史学家塔奇曼曾说，二战前，美国人掌握了一切“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证据，唯独不愿意做的，就是正确解读它。二战后，美国记者史密斯对苏联各地到处可见的政治标语感到新鲜。然而一位翻译很小心地告诉他，他们俄国人其实看不见那些标语，它们就像是树木一样，是风景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自欺本质上还是“自知的”。最可怕的是，很多人的自欺发生在潜意识层面，早已内化成“坚持范式”、自我说服的手段。有些文明人推崇暴力却不自知：碰到强盗打劫勒索敛财，他们认为那“没什么大不了”，合法赚钱才是更有效的打劫和敛财。有些平等主义者反对民主却言之凿凿：西方的民主都是伪装的，是少数有钱人在实行更隐蔽、更有效的专制。既然如此，何必还要那么顶真地要求民主和人权？有些洞察人性的人公然作恶却心安理得：自私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首先正是自利的动物，而必要的恶不只是人性的一部分，更是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润滑剂。最难懂的是人性，最普世的也是人性。如果说很多人是狭隘的，不如说人都容易因轻信变得狭隘；与其说很多人都很愚蠢，不如说人都因自欺而容易变得愚蠢。鲁迅曾说，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因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在社会中看清他人，更需要在人性面前认清自己，反思自己。在现实晦暗不明，真相模糊不清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甚至强调求真相、说真话的重要性。然而，对暴力的崇拜、在情境下盲从、无法抵御自欺的诱惑都源自人性无法根植的弱点。因而，我们与其最大程度要求人们抹平人性、绝不说谎和受骗，不如尽其所能地认清自身的弱点，避免被现实和人性的假象俘获。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
而逻辑，让一个人拥有批判性思维，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
当诸多力量想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
掌握逻辑，才能不盲从，不易被外界干扰；拥有批判性思维，才能不断批判和修正自己，在根本上提升判别真伪是非的素养，提高了思维质量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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