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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是每个凡人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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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知,才会有底线

文:卢小波  编:先知书店

“流放”——乍听起来,一种比较宽大的刑罚。如果是一刀砍了,或者是一枪毙掉,那后面什么故事都没了。

整个19世纪,沙皇流放了72.63万人到西伯利亚;斯大林时期,这一数字增加到几百万。密捕,镣铐,爱情,眼泪,异族风情,奇缘奇遇……风雪旅途上,故事多得不要不要的。

赫尔岑于18世纪被沙皇流放至西伯利亚,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监狱与流放”。通常,此类回忆录的讲述者都是“悲情主角”,但这一部却非常特别。

22岁被逮捕,罪名是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反对沙皇。赫尔岑的父亲是知名贵族,见过拿破仑和沙皇。因此,他被流放的待遇相当优厚。流放目的地在中途换了两个地方,每到一处都在办公厅当文书。

西伯利亚的流放,按形式分为短期的“行政流放”,以及长期的"依法流放“,按惩罚程度,又分为“移居流放”和“苦役流放”。通常,服苦役的犯人从判决到流放地,一路都是要戴着镣铐的。有的重犯,白天戴着沉重的锁链、推着独轮车做苦工,晚上就锁在车轮上。还有的重犯,上路前就被割掉鼻中隔,或者砍掉手指。也就是说,一旦启程,他们就是残疾人。

相比而言,赫尔岑能够坐着马车,一路保持愤怒,一路写东西,绝对算得上奢侈了。不过,要不是这种“奢侈”,后人或许根本无法窥见那些黑暗残酷的存在,以及人性幽深之处的隐秘和脆弱。

《沙皇》剧照

在沙皇政权的宣传和文书里,“流放犯”当然是罪有应得的恶人。然而事实上,在那个年头,“普通人几乎全明白,流放罪是个什么玩意儿”。赫尔岑在书里写道:

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他们的名称换成了“不幸者”。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牛奶、面包、格瓦斯放在小窗口,一旦有“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就随时可以取食。


赫老师的回忆录里,有一个监狱医生的温馨故事。这个老头儿每周都要到羁押站,他的职责是为犯人检查身体,但他每次都会带上一大筐丰盛的食物,分给上路的犯人。而且他送的食物非常香甜好看,比如核桃啊,饼干啊,橙子啊,苹果啊什么的,更多时候是分给女犯人。

有些贵族太太也会去施舍,她们看到老头儿那五花八门的食品,就会斥责老头儿送的东西不实在,也有人说他这是“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

但是这个老头儿回答:“亲爱的太太,您应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愿意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俄罗斯的流放制度,始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时期,有近400年的历史。老百姓对流放者的同情,也就有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可以说,如果你不曾了解流放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心灵碰撞,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那种非人的境遇,以及那些挣扎过、悲悯过的人心。

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遭到流放后,他的夫人写了一本回忆录,也记述过类似的故事。

1938年,距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有一个纺织工人的村镇,夜里总有流放者的闷罐车经过。有一天,有个女工举起一块巧克力,扔进了闷罐车厢的铁窗里。在当时,对于贫穷工人家庭,巧克力绝对是个稀罕东西。这块巧克力她自己舍不得吃,本来是要留给女儿吃的。士兵用枪托驱赶她,但她一整天都感到很满足,因为她觉得“毕竟做了点什么”。

曼德施塔姆夫人为此感叹:“我们的后代中是否有人能够明白,在1938年那令人窒息的流放车厢里,这块包装纸上绘有一幅儿童画的巧克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百年时光流转,赫尔岑笔下狱医老头儿的回应,以及曼德施塔姆夫人感叹,传递的却是同一种爱,同一种美,同一种悲悯——流放改变了人的境遇,但无法改变人的心。

沙皇时代的流放有一整套系统,沿路每隔25-45俄里设一个羁押站。每站都有押解队,队里有一名队长,宪兵两三名至40名,他们负责把人数不等的流放犯押解到下一个羁押站。可见,沙皇当年光是搞流放,耗费的人力成本就不小。

赫尔岑名义上是流放犯,但却是坐马车的知识分子,一路颇受尊重。有一次在羁押站里,有个路过这里的老军官,请他去喝茶。

赫老师好奇地问:“您要上哪儿,押送什么人?”军官回道:“别问啦,一问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种事只有上面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是负责问话,可是良心上实在不好过。”

原来他负责押送一群犹太儿童,他是在半路接手的。转交孩子的上个军官说,这些儿童已有三分之一死在路上了。老军官叹气说:“看来没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沙皇》剧照

赫老师震惊地问,是得了流行病吗?

老军官说,才不是什么流行病,他们只是像苍蝇一般死了。这些小鬼虚弱得像剥了皮的猫,一天走10来个钟头烂泥路,吃的又是干粮,一遇伤风感冒,马上就倒在地上死了。

两人说着话,孩子们就集合了。赫尔岑看着这些八九岁至十二三岁的娃娃,排成整齐的队列,心中骇然阴森。他握住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要保护他们”,便急忙逃回了马车——他感觉自己“就快哭出来了”,却害怕面对这位军官,以及自己的无能无力。

作为流放地的西伯利亚,当年被称为“锁链与死亡的家乡”。后来的学者曾做过统计:仅仅在其中的某一段路程,流放犯有记录的死亡率就达到12%—15%,儿童的死亡率更高达70%。

这些流放者的悲惨结局,让一路上的见闻者心生悲悯。流放制度对妇女儿童的戕害,也敲打着执行者的良心。有一个西伯利亚监狱的主管甚至说,我近况良好,收入不菲,“但是如果能够消灭流放,明天我将会高兴的放弃我的一切。它危害西伯利亚,危害人民……”

有一位青年军官,对赫尔岑讲述了自己“被女人吓退”的经历。

1831年的某一天,这位军官接到任务,去逮捕一个潜伏在附近的波兰起义者的关系人。根据情报,他率队把房子团团围住。搜遍所有的房间,空空如也。最后,他一个人走上阁楼,发现一扇从里面反锁的小门。一脚踢开门后,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妇人。那妇人没有做声,只是指了指身边的男人。男人怀里抱着个一脸惊恐的小姑娘,这是一家三口。

军官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看出了这点,便问他:“你忍心伤害他们吗?”军管表示抱歉,嗫嚅着说什么“责任、无条件服从”之类的废话,女人始终默不作声,冷冷地盯着他。最后,军官问女人:“那我该怎么办呢?”女人指着门外,高傲地说:“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结果,军官竟然完全照女人吩咐的做了

这个军官对赫尔岑感叹:“真的,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真的走下了阁楼……唉,女人!真有这种事情!”

在整个西伯利亚,每个地方都有大量流放者和他们的后代。俄罗斯大地上的悲怆气息,人民之间的广博同情,首先是在受难者之间滋养出来的。

在一个叫“彼尔姆”的流放地,赫尔岑认识了一个波兰流放者。因为次日要离开,他前去告别,想留点什么作纪念,就从衬衣上拽下一粒袖扣请他收下。

彼尔姆边疆区

波兰人握着纽扣说,我要将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它走进坟墓。然后,他又想了想,去箱子里掏出一条小铁链,拉下几节送给了赫尔岑。他说:“这个链条很宝贵,它与我另一个时期的神圣回忆连接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给您,只能给您其中几节。”

次日清晨,赫老师临走时,无意间抬头望街上,又看见了这个波兰人。那人奔过来说:“啊,感谢上帝,我已经来回走了四次,就是跟你远远告别一下也好,可您总是没有转过脸来。”

一刹那间,赫尔岑不禁热泪盈眶。他后来写道:“这温柔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没有这奇遇,我对彼尔姆就毫不留恋了。”

赫老师的这套书里,频频出现“良心”这个词——咀嚼良心,大概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之一。

良心的份量有多重?曼德斯塔姆记述了一个小女孩的回答:“良心?……这是一种让人不高兴的东西。”良心,是一个人内在的是非感。古希腊诗人米德南曾说:良心,是每个凡人的上帝。

多数人在事不关己时,开口闭口都是“良心”,但是换个境遇,也许就很难承受它的份量。作为一位被优待的流放者,赫尔岑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无论条件优渥,还是身处泥泞,他总能点点滴滴记述人们的矛盾与悲悯,也时时处处映照出自己的脆弱与反省——《往事与随想》的伟大正在此处。



先知书店诚荐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收藏、阅读本书的几大理由:


◎经典:一部心灵史巨著,更是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以赛亚·柏林、巴金、汤因比等诸多思想家联名推荐。


◎思想厚重:本书从历史角度,剖析人性,让读者体会在历史激流中,如何伸张人的善与自由。一本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


◎宏大:全书所述历史含括广泛,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拿破仑三世等人物纷纷登场,鲜活生动,妙趣横生。


◎权威:赫尔岑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曾影响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写作。更影响了俄国、欧洲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与革命者。


◎口碑:以赛亚·伯林: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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