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与金融风险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聚焦促进共同富裕和化解金融风险议题。

可见这两大议题的重要性，将是中国未来的核心议题。

具有社会主义基因的中国，具有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是其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施政目标和对人民的承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摆在中共案头的头等大事。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将促进共同富裕，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两个议题摆在一起来谈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上述会议内容中找到部分答案。上述会议指出：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上述种种举措，比如构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以及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必然触动各方利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先富阶层的利益。

这之中自然有不确定性存在，自然需要化解。

因此，上述会议还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而诸多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恰恰就是其中复杂性的一种体现，需要“充分估计”。

在已经过半的2021年，防控风险成为中共的头等大事。

在高层看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美团、滴滴等，接连遭遇反垄断调查和强力监管，这也引发了市场波动和连锁反应，甚至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环境的担忧。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作为中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省委书记7月19日在《浙江日报》撰文说，但似乎并不能完全消除外界的忧虑。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对西方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一种超越；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的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共同富裕是“五位一体”的全面跃升，既包括物质富裕，又涵盖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共同富裕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不能靠政府大包大揽，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

上述说法显然是高层集体意志的体现——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但中国社会上存在的“均贫富”“杀富济贫”担忧，也不容忽视。

这应该是高层同时聚焦推进共同富裕与化解金融风险两大议题的逻辑，是一种未雨绸缪。

在此次会议中，高层强调，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同时还指出要“做好金融市场舆情引导”。

显然，高层期望在确保不发生金融风险前提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