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李明明、孙毅：概念整合理论下的隐喻阐释及其翻译策略研探——以《长恨歌》中的“弄堂”为基点

概念整合理论下的隐喻阐释及其翻译策略研探——

以《长恨歌》中的“弄堂”为基点

·李明明、孙毅·

*文献来源

李明明、孙毅，（2021），概念整合理论下的隐喻阐释及其翻译策略研探——以《长恨歌》中的“弄堂”为基点，《语言、翻译与认知》，（1），89-1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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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概念整合理论是一套能对复杂隐喻的不同概念域进王安忆的著名小说《长恨歌》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品之一，其写作风格别具一格，大到每一章节的标题，小到具体的遣词造句，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隐喻。本文选取该书“弄堂”章节为语料，试图运用概念整合理论解构文本中隐喻的运作过程，探究美国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美籍华裔学者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在其合译本中如何巧妙运用翻译技巧处理隐喻翻译问题，进而传递内涵深邃、饱含文化特色的隐喻意象。

关键词

概念整合理论；隐喻；翻译策略

1. 引言

隐喻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问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纷纷探讨隐喻这一特殊的“修辞”现象，极大地推动了概念隐喻理论的发展。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束定芳 2000），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一度成为当代认知语言学界的宠儿。隐喻是语言形式、概念结构和交际功能的跨域映射（Herrmann & Sardinha 2015）。概念隐喻涉及源域到靶域的映射，笔者发现概念隐喻虽为人们阐述生疏、新奇的事物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在阐释纷繁复杂的隐喻语言运作机制网络层面，概念隐喻理论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概念整合理论恰巧能弥补这一缺陷（王林海、刘秀云 2013）。此外，概念映射的过程通常关乎不同概念之间的整合（Fauconnier & Turner 1998）。因此，笔者借助概念整合这一基本的认知操作（Fauconnier & Turner 1998），希望通过概念在投射过程中在不同空间的整合更加全面、简洁地阐释复杂隐喻的加工过程。

近年来，隐喻研究不仅激起了国内语言学界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而且隐喻翻译也备受翻译界人士的青睐，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自中国译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介绍西方隐喻翻译观肇始，隐喻翻译问题在国内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孙毅、李玲 2019）。但是，隐喻翻译始终是翻译中的难点，需要译者综合把握、顾全大局，根据具体情境采取恰当的翻译技巧。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视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季进 2008）。该小说囊括诸多蕴含深刻、富有诗意的意象，作者借用这些意象隐喻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李澜 2014）。国内涉及《长恨歌》的研究并不多。目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立足某一理论探讨翻译策略（如吴赟 2012；汪宝荣、季敏杰 2018）和女性人物形象的相关研究（如苏童 2016）。此外，从《长恨歌》的受欢迎程度来说，其译本有英译本、法译本等，但是，鲜有立足于概念整合理论这一新颖视角探讨其中的隐喻理解及其英译文本中所采用的隐喻翻译技巧的研究。

笔者以白睿文和陈毓贤合译的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相当接近原文的《长恨歌》英译本（Berry 2008）为参照，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点，试图以白睿文和陈毓贤于2008年出版的《长恨歌》合译本中白睿文负责的第一部分（花萌、白睿文 2017）“弄堂”为例，阐释其中涉及的隐喻并探究其动态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技巧。

2. 理论架构

2.1 概念整合理论

由此可见，整个概念整合网络包含四个空间，不同空间概念整合的实质是创造新空间、生成新意义的过程，从输入空间到合成空间的整合过程经由时间、空间、表征、变化等的压缩来实现（Fauconnier & Turner 2002），输入空间的元素经过整合压缩，投射到合成空间，合成空间进一步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以产生新结构。概念整合网络是在拓扑、集成、网络、解析、合理推理和转喻投影等优化原则竞争下的产物（Fauconnier & Turner 1998）。

在整合过程中，Fauconnier和Turner将概念整合网络分为简单型整合网络（simplex networks）、镜像型整合网络（mirror networks）、单域型整合网络（single scope networks）和双域型整合网络（double-scope networks）。在简单型整合网络中，输入空间1中的相关部分及其角色都经过跨域映射投射至整合空间中，输入空间2中投射的元素则作为该整合中角色的值，两个输入空间的跨空间映射将框架中的角色与对应的值连接起来，即输入空间1的框架与输入空间2无框架结构的元素通过压缩整合形成包含两个输入空间相关信息的整合空间。镜像型整合网络是一个集成网络，所有空间共享一个组织框架，用于指定可认知表征的活动类型和事件结构；组织框架为其组织的空间提供拓扑结构，即一组空间元素之间的组织关系。两个空间共享同一个组织框架意味着它们亦共享相应的拓扑结构。在镜像型整合网络中，概念整合通常通过网络的共享框架对重要关系进行压缩，也对内、外空间进行压缩。单域型整合网络有两个输入空间，其中一个输入空间被投射用以组织整合空间。单域型整合网络是非常传统的源域—靶域隐喻的原型。为整合提供组织框架的输入空间（框架输入）通常称为“源域”，焦点输入通常被称为“靶域”。单域型整合网络是我们通过一件事洞悉另一件事的基础。双域型整合网络的输入空间具有不同的组织框架和整合框架，该整合框架除了这些框架的各个部分外，还具有自身的层创结构。在一些双域型整合网络中，虽然整合是两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拓扑的投影，但是整合的组织框架仍然是其中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的扩展（Fauconnier & Turner 2002）。

2.2 概念整合理论与隐喻

概念整合理论旨在分析隐喻在人类心理空间中的解构过程，其和隐喻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和出发点——认知语言学，都是通过语言研究人类思维的运作机制，概念整合理论是对概念隐喻的继承和发展（侯建波 2012）。隐喻话语的内涵可借助概念整合网络表达。概念整合理论中的两个输入空间相当于概念隐喻中的源域和靶域，而空间中的元素分别代表源域概念域和靶域概念域中的组成成分；类属结构则为隐喻源域到靶域的概念投射的结果；隐喻源域和靶域中的相关概念经过一系列认知加工操作，最终为人们所理解的过程即为层创结构的生成过程。在概念整合网络中，隐喻源域和靶域各自构成一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表示其他空间的抽象共性。合成空间既继承了输入空间的结构，也包含自身的层创结构（Coulson 2001）。概念整合理论用概念映射的“多空间”模式和“概念整合”分析隐喻，试图识解隐喻运作过程的全貌，从而更全面地展示现代隐喻理论在揭示隐喻这种思维现象的客观规律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陈道明 2001）。合成空间理论揭示了自然语言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概念整合这一十分普遍的认知过程，鉴于隐喻现象中同样包含概念整合的认知过程，因而该理论也可用以阐释隐喻的意义建构与推理机制（汪少华 2001）。

概念整合理论相较于概念隐喻具有明显优势。概念隐喻是源域向靶域的单方向映射和单向作用，而概念整合理论的各个空间相互作用，投射、运作过程灵活多变。同一个整合结构包含多种投射图式，可将两个发生时间不同、代表意义不同的具体事件进行抽象化并整合到同一空间（Fauconnier 1997），这为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与物理、数学等科学领域相关的系列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与支撑；也可将整合空间的元素投射回输入空间（Fauconnier 1997）。此外，两个输入空间均为整合空间意义的生成作出了贡献（Coulson 2001），从而实现整个话语的语义跃迁（semantic leap）。概念整合理论将整合过程进一步细分为组合、完善和扩展三个步骤，因而在意义的加工生成层面更为精细。而且，概念整合理论与被看作认知域之间根深蒂固的映射的实例化隐喻相比，其更注重意义的实时在线生成过程（Coulson 2001）。

3. “弄堂”中隐喻的概念整合识解

弄堂是旧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和人们生活的缩影。辞海编辑委员会（1987）在《辞海》中将“弄堂”定义为：吴方言称小巷为弄堂，亦作“弄唐”。上海人把“里弄”称作“弄堂”，顾炎武（2014）的《日知录集释》（下）二十二卷中将“里”解释为“以县统乡，以乡统里”。

笔者发现王安忆《长恨歌》的“弄堂”章节中存在许多隐喻，有些语句甚至是以隐喻叠窃嵌隐喻的形式呈现的，即这些隐喻并非单一的、仅由一个源域对应一个靶域，而是有些类型的隐喻源域还可以作为其他类型隐喻的靶域。因此，作者在文中巧妙使用的隐喻是盘根错节、极其复杂的。笔者很难运用概念隐喻简洁地把源域到靶域的对应投射关系厘清，故而借用能够处理更为庞杂的隐喻的概念整合理论来阐释“弄堂”中各类隐喻的运作机制。

3.1 概念整合理论下“弄堂”中隐喻的解构

笔者根据“弄堂”中隐喻所在范畴的不同特征，将其分成了不同的类型以便后续分析。在所有隐喻概念意义的整合过程中，王安忆聚焦其文表达意义的需求，使得每一隐喻格式塔中的部分元素均得到凸显，而忽略该范畴所包含的其他特征，这为各个空间的部分投射创造了必要基础和前提。

3.1.1 拟人隐喻

笔者将小说中与人的生活起居相关的隐喻归为拟人隐喻。在拟人隐喻中，作者将旧上海弄堂中的事物进行了人性化，赋予其人的各种特征，人和上海弄堂中的事物有各自的组织框架，且二者的部分结构均被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因而是双域型整合网络。输入空间1的“人”有其自身的与众不同之处，输入空间2的“弄堂”中的事物也独具格局、特色。但因其类属结构——人居住在弄堂中，因而把弄堂拟人化了，使得整个弄堂变得鲜活生动、富有生命力。弄堂中的石窟门、西区公寓、杂弄、鸽笼、瓦片甚至弄堂都是久居于此的三教九流、弄堂的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体现。弄堂与人的概念整合过程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两个输入空间经过压缩、整合产生了具有新显结构的合成空间。整个隐喻的理解过程一目了然。通过空间之间的整合，弄堂的一草一木具备了生活于此的居民的特征，“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两种弄底的脚步声也是两种，前种是清脆响亮的，后种却是吃进去，闷在肚里的；前种说的是客套，后种是肺腑之言……”（王安忆 1995：6）。

3.1.2 自然隐喻

大自然中无生命体征的事物都属于自然隐喻，如河流、山川、植物等。自然隐喻包括两种概念整合网络类型：简单型整合网络和镜像型整合网络。王安忆把灯光照不到、无框架结构的黑暗之处视为有框架结构的深渊，是简单型整合网络的体现。在输入空间1中，“深渊”有自身的框架，比如有暗礁、令人害怕、有危险等，而输入空间2中的“暗”仅代表字面意思上色彩、灯光的“暗”。输入空间1的框架和输入空间2的元素通过跨空间的压缩、整合，促使合成空间中的“暗”有了深渊的情感色彩与特质，该元素瞬间具备了颜色特征以外的意义。通过“深渊”更能透彻地了解“暗”表达出的上海弄堂的幽深、壮观。在该类别中，王安忆建构的其余隐喻则都是镜像型整合网络的结果。大河、大树、麦田、原始森林与房屋所形成的隐喻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大河为例，输入空间1“大河”和输入空间2“房屋”共享同一个组织框架，大河有无数曲曲折折的支流，而这种房屋又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不计其数的。两者在结构、特征方面相似——结构错综复杂、数目庞大。具体整合过程如图3所示。

所有空间共享同一个组织框架，通过对两个输入空间的空间关系进行压缩，得知两者所包含元素的特点相近，最终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任一心理空间结构的合成空间。自然隐喻中的其他隐喻源域（大树、麦田、原始森林）和靶域（房屋）的概念整合过程与图3基本相似。譬如在“弄堂房屋——网”隐喻的概念整合运作机制中，输入空间1“网”与输入空间2“弄堂房屋”共享一个空间架构，构成网的各个分支纵横交错，而织就弄堂的房屋也一个紧挨着一个，各里弄阡陌相通，鸡犬相闻，远远看去好似一张有形的、不可分割的大网。两个输入空间因共享网络密不可分的同一组织框架而联系在一起，经过压缩、整合形成了合成空间。通过相互镜像，使“网”和“弄堂房屋”各自拥有了彼此的部分特征。

3.1.3 中国画隐喻

本文的中国画隐喻是指中国画这一语域框架中的所有事物，涉及画法、需要的色调、颜料、技巧等。中国画隐喻是“弄堂”章节中的亮点和出彩之处，王安忆以中国画“皴法”的笔触为依托，通过绘画的口吻将上海弄堂的面貌跃然纸上，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弄堂画卷。中国画与上海弄堂分属两类不同的事物，都有各自的组织框架，该隐喻类型属于复杂的双域型整合网络。

在该整合网络中，输入空间1“中国画”的框架结构包含诸多元素，如点、线、面、颜料、构图技巧、画图顺序等；输入空间2是上海弄堂的现实框架，其组成部分有街道、房屋、光照、黑暗、植物、动物、人类等。两个输入空间中的元素与组成部分通过跨空间映射，空间之间的压缩整合投射到合成空间，经由合成空间进一步组合、完善和扩展产生两个输入空间都不具备的新结构，进而巧妙表达出想要传达的如诗如画的意蕴。具体整合过程如图4所示。

在意义的建构过程中，整个中国画格式塔中的部分元素得到了凸显，王安忆聚焦其所要传达的重点，巧妙借用“皴法”的构图技巧，用各式各样的色彩展现出上海弄堂从黑夜到白天、从清晨薄暮冥冥到傍晚夕阳西下的光线强弱变化和周围事物的真面目，诉诸点、线、面的关系井然有序地展现了上海弄堂由远及近、由小到大、由模糊到清晰、由概括到具体的独特景致和人文风情。

3.1.4 食物隐喻

本文将“弄堂”中出现的食物归结到食物隐喻类型中，这类隐喻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极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在食物隐喻中，“标点——点、线”“豆子、一锅粥——灯光”的隐喻可简单处理为单域型整合网络。“标点”和“豆子、一锅粥”分别为隐喻靶域“点、线”和“灯光”的源域。在该整合网络中，输入空间1，即源域的一些元素经过投射组成合成空间，而该空间并非一个新的空间，而是输入空间的扩展。因此在“标点——点、线”隐喻中，标点的用途，如用来划分结构、区分句与句和段落与段落，为读者理解“点、线”的作用提供了合理的渠道。“豆子、一锅粥——灯光”隐喻的概念整合过程同样如此，二者形象、传神地表达出灯光洋洋洒洒地照向地面时的样态。通过分析源域（豆子、一锅粥）的组织框架能帮助读者更好地审视靶域（灯光）慵懒、惬意的形态。

4. “弄堂”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既具有现实层面的体验性，又具有认知层面的主观性（王寅 2017）。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会在满足不同翻译要求，如出版社要求、不同译文受众和原文作者要求等的情况下，根据自身理解与体验对原文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隐喻是所有翻译问题中的典型事例和难点（Newmark 1988），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度量，既要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又要尽可能再现原文的情景和语义内涵，而且译文还受译者个人对原文认知程度的干扰，因而隐喻翻译给译者带来了极大挑战。译者要在充分表达原作思想的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原文的美感和意蕴。宏观的、概括性的翻译策略能让译者综合把控译文，而具体的、细节性的翻译技巧却需要译者投入更多精力。鉴于此，笔者以白睿文和陈毓贤的“弄堂”章节为例，探究其在隐喻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具体翻译技巧。

4.1 保留隐喻意象

人类拥有相同的生理机制和思维共性，不同文化系统内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有类似的经验（孙丽冰 2018）。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也不例外，虽然汉英两种语言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其在认知作为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这一层面却殊途同归，因此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认知层面存在对等情形。通过对照汉英两种文本，笔者发现，译者在“弄堂”隐喻的翻译过程中，对该类隐喻采用了保留隐喻意象的方法。

该类翻译在“弄堂”中占比较大，有些含有隐喻词“像”的句子也直接保留了隐喻意象。译者在以上两例中将原文作者意欲表达的拟人隐喻意象“防范的”“按捺不住的兴奋，跃跃然的，有点絮叨的”以及原文的结构保留了下来，使得译文形象生动，同时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思想，富有原文风味。

4.2 替换隐喻意象

隶属汉藏语系的汉语和隶属印欧语系的英语虽然在表达和形式上各有千秋，但也存在中英文隐喻并行的现象，有时两者以相异的源域映射同一靶域，使不同的喻体对应相同的喻义（刘美岩、胡毅 2008）。故而，一些汉语的隐喻意象无法在形式和意义上实现与英语的完全对等，彼时需要译者对原语隐喻含义进行充分的理解并用恰当的目标语予以替换，使译文符合目标文本的表达。

在该例中，译者将“放下架子”这一隐喻用“haughty airs”（傲慢、娇纵）进行替换，表现出上海东区新式里弄人平易近人的风土民情，使译文在完整传达作者思想和原文文化神韵的同时为目标语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4.3 译出隐喻含义

汉语和英语在表意形式方面差别巨大，前者是偏意合语言，而后者是重形合语言，因而前者只需要理解其字句便可领会含义，而后者则依赖结构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以获取整个句子的意思。在一些隐喻翻译中，原语词汇的隐喻意义是汉语所特有的，译者无法从形式上保留原文的隐喻含义，这时需要译者深刻领悟不同的社会文化，把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差异，适当采取意译的办法，以便能够准确地表达原说话人或作者的思想，忠于原文（胡壮麟 2019），力求把原文的意思传达给受众。

以上两例拟人隐喻在英语中无法探得对等表达，若被译者直接翻译成英语，译入语读者又很难抓住、联想到作者用“鸡犬声不相闻”“老死不相见”“隔心隔肺”等借物喻人的含义，译者只能结合语境与自身对句子含义的把握，尽可能地表达出原作的思想。

4.4 删除隐喻

汉语的表达形式灵活多变，通常有一语双关的效果，因而某一具体的含有隐喻的例子既可以从字面角度理解，又能从其隐含意义上考究。但对于注重逻辑和推理的英语本族语者而言，这种情形有时很难让其将两个看似没有任何关系的句子联系在一起。因而，译者有时不得已作出一些必要的修改、删减（吴赟 2014），在契合语境的同时，又充分考量译出的文本符合译入语国家的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等因素，使译文流畅而又不失韵味。

上例译者直接删除了原文“一笔”所示的中国画的隐喻，用one指代前文缓缓出现的晨曦。这样一来，虽减少了原文中国画隐喻与弄堂光景融为一体的美感，但在确保目标读者理解的基础上，也基本传达出了原文想表达的晨曦向弄堂倾泻而下的美景。

5. 结语

本文通过概念整合理论阐释了著名长篇小说《长恨歌》中“弄堂”章节所含隐喻的心理空间运作机制，进一步彰显了概念整合理论在动态运作过程中阐释复杂隐喻时所发挥的强大助力作用和简便、易行效果；并以白睿文与陈毓贤的英文译本为参照，探究了译者在隐喻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技巧。由于地理因素和环境差异，分属不同国家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亦千差万别。语言作为人类认知方式的载体，自然也似春兰秋菊，各领风骚。笔者通过分析英汉两个版本中的隐喻语句，发现译者主要使用了保留隐喻意象、替换隐喻意象、译出隐喻含义和删除隐喻等技巧。翻译是一个灵活多变、费心耗力的过程，笔者以此文为例，希冀这些被译者采纳过的技巧能够反哺译者，帮助他们更好地翻译含有繁杂隐喻的小说作品。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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