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田洋——外交官的特殊熔炉（上）
作者简介
王之栋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一个报告引起的
北京市顺义与昌平交界的温榆河畔，有个叫南王路的自然村。1938年，我出生在那村的一间长工屋。10岁那年家乡解放，我在新中国朝阳照耀下，相继走进村小学、牛栏山中学、北京外贸学院。应试北大研究生招考未及第，在高教部和外交部一纸通知之下，进了外交学院，1966年研究生毕业分到外交系统。
在那个特殊年代，不论谁，出学校门进机关门都没有工作做。这也难怪，连外交部的“乔老爷”都到“王府井卖小报”了，一般人还能有事干吗？能避开“打内战”、不卷入无休止的漩涡已经不容易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没有结束迹象。包括外语院校在内的全国大专院校都没有复课希望，更别说招入新生。于是，外交部结合本部门需要，预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说国家今后几年之内将没有外语院校毕业生，为外交事业计，急需对1966届毕业的部分学生集中管理、进行培训。报告引起重视，有关方面开始落实和经办。显然，当时进行这项工作最合适的地方是解放军“大学校”，那里一般不搞运动。
1968年6月15日，中央下达《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8月，外交部凡属1966届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留学生、研究生，一律下放牛田洋解放军生产基地。
◎ 1970年2月，0489部队政治部部分牛田洋战士合影，前排左五为政治部负责人朱毅鼎，左四为作者。图源：《我这个外交官》
牛田洋位于广东汕头的韩江入海口。1962年9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派部队在韩江口筑堤，围垦牛田洋海滩，开发农业生产基地。
1963年1至4月，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经过四个月苦战，筑海堤34华里，造田8.67平方公里，当年围垦当年插秧，平均亩产稻谷1000多斤。牛田洋基地大海夺粮的喜讯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非常高兴。
1966年5月7日，老人家在关于牛田洋的典型报告上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个大学校……”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在全国范围产生热烈反响的“五·七”指示。那之后陆续建立的干部劳动场所，称做“五·七干校”。后来，“干校”遍地开花。
外交部到牛田洋锻炼的人共183名，我是其中一个。大家听说是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办事，都兴高采烈，百分之百地拥护，很快搭京广线特快列车启程。
人人精神抖擞，个个心花怒放。在火车包厢显身手，行程万里歌万里。那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演唱，高昂嘹亮，此起彼伏，即使用餐时间也不曾停止。青春的交响，压下车轮撞击铁轨的轰鸣。什么恩怨呀，派性呀，极左呀，这些“文革”洒在青年身上的污物，似乎被欢乐的海洋之水荡涤干净。当一响长长的笛声过后，车轮咯噔地停住，这才发现已经到了广州火车站。
牛田洋生产基地派的车队已经在车站等候。我们鱼贯而行，兴致勃勃地登上清一色的解放牌卡车。
那时候，从广州到汕头行车需4小时。山道弯弯，热浪滚滚。人们脸上、身上充满湿乎乎的汗水。“解放牌”颠簸着行进，比京广线的火车慢多了。大家有时就公路两旁的山丘景色议论几句，似乎谁都不想唱歌了，有人眼皮已经开始打架，想睡一觉，所有的人都累了。司机有时停下车，拿着毛巾走近路旁水沟，蹲下身子，狠命地搓几把脸，提提精神以后，又回到驾驶室，继续行进。
◎ 1971年，牛田洋喜获丰收。
牛田洋终于到了。“解放牌”一直把我们送到营区。
营房的支架用毛竹搭成，封着竹席，房顶盖的是厚厚的稻草。这种房子防震性能好，挡风遮雨也行。它作为临时住处，生活一段时间是可以的，若谈“扎根边疆”，将来拉家带口地住下来，恐怕不够条件。
生产基地由东牛田洋、南牛田洋和西牛田洋组成。分别由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的五团、六团、七团、炮团驻扎管理。据说，四十一军还有别的部队，在牛田洋以外执行任务。
外交部的男学员分成三个连，编号是“学一连”“学二连”“学三连”。这三个连队分别派进野战部队五团第一营、六团第一营、七团第一营。外交部的女学员没有被编成“学四连”，而是突出一个“女”字，编号是“女子连”。由于条件艰苦，学员中的几对夫妻被暂时分开，平时无机会见面了。部队对“女子连”特殊照顾，将这一连安排在炮团。炮团由师部直属，驻在离大海较远的地方，生活条件也好些，平时没有多少农活儿。
我们学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的男性被分在“学一连”，驻东牛田洋，各方面条件适中。学法语的男性被分在“学三连”，在西牛田洋，条件差多了，那是新围垦的土地。学小国语言如马来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的，以及晚来部队报到的人，多数编在“学二连”，在南牛田洋，那里的条件最好。
◎ 热火朝天的农作大学生们
“学一连”不是清一色外交部的人，还包括来自中联部的外语干部，他们主要插在“学一连”三排七、八、九班。后来，听说又组建了其他“学生连”，开始一段时间来的人是学外语的，以后学中文、学历史、学理工的都有了。因为中央下达的文件是“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锻炼，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生，不论学什么、属于哪一届的，都可以来。牛田洋农垦农场执行中央指示，来者不拒。最后，学员总数达2183名。
按规定，一个“学生连”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三位排长，至少七个干部从部队调任，学生自己只担任副排长以下职务。我当过副班长。我们连长宋勇军同志是个好带头人，然而在对很多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中，也不是很得心应手。
大家最不满意的是他没能保证每天的外语学习。周总理明确指示，保证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学习外语，但连里就是不予重视。除了种稻子，还是种稻子；除了挖海泥，还是挖海泥；除了挑担子，还是挑担子……一天过后腰酸腿疼，谁还有精力打开书本学外文呢？学员为不能落实周总理指示干着急。
后来意识到，这责任不在宋连长，他哪里有这么大的权力？大家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在雨天不能出工时抓紧复习外语。共同心愿是：不辜负总理和外交部领导的初衷。
使用外语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全连只有李肇星等两三个外语基础好的人，有时被借到广州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算是没有完全离开本行。然而，几天后还得回连队劳动。
当时，李肇星是我连炊事班长，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儿。清晨，他提着箩筐去地里割空心菜，饭后又背着篓子到池塘打猪草。那黑脸膛儿上的汗珠很少干过。炊事班任务很重，一方面要保证人吃得饱吃得好，一方面还要保证猪养得大而多。
◎ 青春留在牛田洋
其余人每天都是干农活。我最发怵的是挑担子。挑担不用扁担而是用竹杠，有时是用锄把子。用这种物件挑担子没有颤悠感，死死地压在肩上，很难承受。我以前因为挑担少，只会用右肩挑，左肩不能吃劲儿。
在牛田洋稻田挑一趟肥水要走二三里路，一个肩膀怎能挑得了呢？我只好有意识地练习左肩。说说容易，真练起来像是要把人疼死。有几次，我疼得摔倒在水田里，人粪尿洒到身上……但终于坚持下来。经过一次“双抢”（抢收早稻和抢插晚稻）的锻炼，我的脖颈子压出一个茶碗似的肉疙瘩，左右肩膀都可以挑东西了，对那与扁担完全不同的圆竹杠，不再望而生畏。
牛田洋冬季不种稻子，但要开挖或修整水渠。冬闲实际是在冬忙。人们天天忙着与海泥打交道。海滩地不是黄土而是黑泥，一锹挖下去就出水，开渠不能用铁锹，要靠人的两只手伸进水里挖。
打油诗描述挖泥人的形象是：“上身穿棉袄，下身打赤脚；每天都负伤，不治也能好。”前两句意思很明显，后两句是说，海泥里贝壳多且锋利，干活过程中手脚弄伤流血是常事。但不必害怕，因海水里有盐分，不会感染，无需治疗。因此，牛田洋人经常是老伤口刚好了又出新伤。这当然指的是小伤口，大伤时也得去医院。我记得1968年冬，中联部一位同志脚板被贝壳伤得厉害，抬到医院缝好几针，很长时间才康复。
由于生产劳动中成绩突出，“学一连”不少人受到嘉奖。如学英语的肖华山、许军等多次受奖。学西班牙语的王成家、张沙鹰、许昌才、翁景升等，不仅田间劳动不怕苦和累，还积极地编演文艺节目，鼓舞大家斗志，活跃连队生活。学西班牙语的同志多属于“小字辈”。别看年龄小、学历浅，他们的思想觉悟可不比别人差，论在牛田洋生产基地的贡献，他们比我们大。这些人来自江苏、上海，种稻子十分内行，插秧、田管、收割、晾晒，样样精通。
◎ 1983年，从小礐石山上眺望榕江出海口及牛田洋。
在东牛田洋广阔的稻田里，有一条横贯东西、高出田面的水泥晒场，很宽，很平展。那上面，除了部队各连的营房分别一字排开，还有几个篮球场、操场和养殖地。稻田的80%在这大晒场和第一道海堤之间。其余稻田则在大晒场和第二道海堤之间。
在稻的海洋当中，还有一条与海岸垂直走向、不宽，比大堤稍矮的土堤，它横穿第一、二道海堤和大晒场，称做“小横堤”。人们上工或下工都愿走在它的上面。北面山脚几个小村的渔民下海和孩子到海滩捡牡蛎，往返走的也是“小横堤”。时间长了，它表面虽说不是水泥的，但是又硬、又平。“小横堤”和第一道海堤交接的“丁”字形地方很宽敞，几十人可以坐在上面休息。
听人说以此为界，便是东、西牛田洋的划分。站在“丁”字口无论向左望，还是向右望，拦海大堤都像一条龙似的伸延，影影绰绰看不到尽头。
听老牛田洋战士说，建造牛田洋大堤动用的土石方如果以一立方米为单位排列，自北京能够排至武汉，约1303公里。它是军民的血和汗建立起来的，是“五·七”指示的丰碑，是生产基地的保障和牛田洋人的生命线。
未完待续……
文字 | 《我这个外交官》
作者 | 王之栋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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