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当翻译的卡壳与沟通——如何疏通卡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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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金 曾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赤道几内亚、智利等国驻中国大使的翻译；曾任中国驻瓜亚基尔、巴塞罗那馆领事，中国驻厄瓜多尔、乌拉圭大使馆研究室主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外交部拉美司参赞，中国驻巴拿马商务代表处代表。

外交翻译，尤其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工作既是挑战，又是难得的机会。

挑战，指领导人谈话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翻译不仅知识面要宽，词汇量要大，翻译速度要快，及时把谈话内容、立场、态度、感情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还要注意保守秘密。

机会是指翻译可以直接接触党和国家领导人，近距离观察和聆听领导人如何分析与处理外交事务，包括友好会谈、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把握机会、适当让步等外交技巧。

不少高翻在认真学习和耳濡目染之后，进步比较快，成为参赞、大使、副部长、部长，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阿尔巴尼亚语高翻范承祚；日语高翻刘德有；西班牙语高翻黄志良、汤铭新、刘习良、汤永贵、李金章；越南语高翻李家忠、梁枫；俄语高翻马列、师哲、阎明复、李越然、周晓沛；朝鲜语高翻张庭延；英语高翻浦寿昌、冀朝铸、过家鼎、唐闻生、章含之、施燕华；德语高翻梅兆荣、波兰语高翻高佩玉、刘彦顺等都是翻译界的顶尖人物。他们在外事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自述的“短板”正是好学上进和水平高超的原因，值得年轻人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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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冠华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章含之(右二）是随行的翻译之一。

要想在翻译时不“卡壳”，在硬件、软件方面都要有足够的准备。在硬件方面，一是必须精通中文，单字储备在6000个以上，要熟记足量的成语、谚语、俗语，必须掌握一定的文言文和古诗词知识。

二是精通外文，在熟悉外语语法的前提之下，掌握3000个单词为粗通，掌握6000个单词为次通，掌握 6000个单词以上为细通，至于精通，学无止境，上不封顶，掌握上万个单词也不能说“精通”，单词和短语必须死记硬背，无捷径可走。

三是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和足够的专业词汇量。

四是熟知对方的国情、政党、政治和社会背景、个人性格、业余爱好及家庭情况。

五是要准备一个小本子，记下双方讲话，单凭记忆不可能记全，例如，1974年11月5日至11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访华，同周总理会谈时，一口气讲了10分钟，仍不停止，时任翻译的章含之记录了好几张纸，心里很紧张，担心记不全。

周总理见状，打断威廉斯的话，说：“总理阁下，是否请你稍停片刻，让我们的译员翻译？”威廉斯却说：“我没有被中途打断的习惯！”接着滔滔不绝地往下讲，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章含之急得浑身冒汗，幸亏由于记忆力好，凭着笔录都译全了。如果没有即时记录，不可能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

六是要学会速记，或用自己创造的方式把双方讲话要点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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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刘少奇主席访问越南河内，与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亲切交谈。梁枫为翻译。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在软件方面，一是要敬业，专心致志，认真对待，甘当传声筒，全力当好传声筒。

二是要沉住气，冷静，不紧张，发生过有的翻译一进场就晕倒的事，显然由于紧张过度所致。

三是要听清双方讲话，尤其是对方讲话，听不清时可以问，但不宜多问，听懂和理解透双方的观点、立场、态度、感情，忠实传递。

四是对谈话主题及所涉及词汇尤其是专业词汇事先有所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参观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单位时，对专业名词要“临阵磨枪”。

五是善于抓住重点、要点，又要逐字逐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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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越南。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庆祝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全面地讲了新中国外交的任务、方针、政策，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指出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要有严格的纪律，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一切从学习出发，加倍谨慎，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实践。

他说：“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这里说的“弱点”，包括翻译错误。因此，包括口译人员在内的所有外交人员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业务上的硬功夫保证翻译准确无误。

老一辈革命家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是大家的典范。只要认真下功夫学习，掌握好各种知识，就能避免“卡壳”，保证语言转换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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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杨发金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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