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怀 | 我的学生时代（下）

作者简介    

谢君桢 曾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史研究室参赞等职。

到“外校”一波三折

1951年元旦，上海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外文大队的大、中学生约300人，浩浩荡荡乘火车抵达南京，那里刚下过大雪，天气很冷。南京的海军学校把我们接走，将我们安顿在海军学校营房内住下。

营房高大，中间有一条通道，用木板隔成几大间，每间房内有两张相对着的大通铺，可睡20多人，通铺上铺满厚厚的稻草作为垫子。房间没有门只有窗，还是泥地。有人说这个宿舍可能是由马厩改造的。晚上20几个人挨个挤着睡觉，连翻身也困难。对我们这些刚离开家庭的年轻学生来讲，睡稻草通铺是头一回，这就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开始吧！

▓ 1949年8月15日，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在南京成立。

第二天，海军的同志来告诉我们的领队，说他们接错了，因为我们外文大队和参加海军学校的学生乘同一辆火车到达。这使我们感到惊讶。这么一桩大事，怎么会这么乱！我们两位领队跑到华东军区反映情况，一位负责人接见了他们，答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反映，等有了消息再通知我们。

在等待消息期间，同学们看到报名参加海军的学生都领到并穿上深蓝色海军棉军服，而我们的去向还没有着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过了几天，哈尔滨外语学校派人来南京海军学校要学员，两位领队商量后，决定一部分学生，约100多人，先去哈尔滨，其余的同学继续等待。

又过了几天，华东军区俄文专科学校，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外语培训队把我们留在南京的100多名同学接走了，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大会，编成连队，委任了队长。

该校设在南京市西流湾，校内有一幢三层楼大洋房，还有一排日本式的小平房。据说日伪时期，此处是汉奸周佛海的公馆。女同学住在楼房里，男同学住在日本式平房内，平房里没有床，只有榻榻米铺在地板上，我们就睡在榻榻米上。我们穿上黄色棉军装，还发了一双袜子和津贴费，就算是正式参军当兵了。

从学生到当兵，对我们这些上海学生来说，开始很不习惯。每天清晨，我们要出操，起床、整理内务、洗脸刷牙都有时间限制。吃饭前要集合、唱歌，吃饭时是八个人一桌站着吃饭，不准闲谈。队长吹哨说一声“开动”，大家就吃饭，用餐时间只有20分钟。男同学狼吞虎咽，还能吃饱，女同学细嚼慢咽，那就吃不饱了。晚上按时吹熄灯号，关灯睡觉。

政委有一次在队前训话：“你们来到学校后，学校就‘三挤三让’了，一挤宿舍，二挤茅房，三挤饭堂……”但我觉得学校条件比海军营房好多了。学校负责人还动员我们学习英文，这也许是抗美援朝战争有关：而一部分同学想学俄文，因为俄文当时很吃香。

大概过了十几天，一天上午，政委把我们的领队叫到办公室，笑容满面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一定会高兴的。中央决定调你们这批同学去北京，到北京去学习，怎么样？”两位领队听后当然很高兴。

同学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齐声欢呼。我们在操场集合，政委讲完话后把北京外国语学校派来接我们的杨雄、金锋两同志介绍给大家，同学们热烈鼓掌。

次日，我们就背起背包，爬上卡车，奔向南京车站。一路上同学们高声歌唱：“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抗大”式的学校

1951年1月下旬，我们从南京乘火车过长江北上，在车上坐了两天两夜，终于在一天清晨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

天气很冷，北京外国语学校派教育科长王毓桂来迎接我们。王科长在站前广场向我们致简短欢迎辞后，大卡车就把我们拉到西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

▓ 全班同学在西苑外国语学校教学楼前合影，后排右3为作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北京外国语学校（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创建于1941年。1946年为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设立在张家口，北京和平解放后改名为“外国语学校”，校址设在北京西郊西苑。这里原先是北洋军阀的兵营，有20多幢两层楼房。我校占用10几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使用其余楼房。

北京外国语学校是一所延安“抗战大学”式的革命学校，专门培养外语干部，学校受教育部和外交部双重领导。学员经选拔而入校，包干制待遇，免交一切费用，每年发给两套布制服、一套棉制服，学员每月可领取零用钱旧人民币3.5万元。

校内设俄语、英语、法语、德语四个系，还有政治课教研室。学校的老师有许多是从美、英留学回国的，还有几位来自英、美的外国教师，如英国共产党党员柯鲁克和他的夫人伊莎白、美国教师伯莎女士等。

▓ 我班同学和英文系主任武刚（后排左一）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我们这批上海学生到校后受到老同学的热烈欢迎，校门口挂了大幅标语“到家了，好好休息”。我们先到学校大礼堂，每人领到一副碗筷和一个马扎。碗筷象征着从此以后吃在这里、住在这里，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马扎则用来上课、听报告、学习革命道理。

从山东、浙江、江苏等地来的参干学生已先期到达，他们都穿了黑色棉制服，而我们穿的是黄色军服。校领导召集上海参干学生开了一次动员会，向我们说明，我们已进入一所培养外语干部的学校，脱下军服，换上黑棉制服。当时没有人计较为什么不让我们当军人。

进校后，通过外语考试，大部分同学分到英文系学习，一部分同学分到法、德文系学习。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抗大式”的学校生活。

▓ 1953年1月，我们班全体同学在教学楼前和授课的外国教师伊莎白女士（后排右5）合影，后排右2位作者。图源：《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我被分配到英文系学习，每天清晨6时起床，早自习1小时，7时早餐，8时上课，上午有4节课，中午12时午餐，午休2小时，下午有3节课，晚餐6时，晚上7时半上晚自习，10时熄灯睡觉。一天安排得很紧凑，一般上午学习外文，下午学习政治、语文等。

每班都有教室，上政治课有时到礼堂去听大课。礼堂是教室也是饭厅，吃饭没有桌椅，一大盆菜放在地上，同学们蹲着进餐，干部、老师和学生都一样。

教室、宿舍条件简陋，英文系当时只有两台录音机。我们的大宿舍住四五十人，上下铺。夏天很热，因为有蚊子，必须用蚊帐，而宿舍的屋顶是铁皮的，一整天晒下来，室内温度很高，因此我们在熄灯后不得不待在外边园子里乘凉，然后再钻进蚊帐睡觉。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教师们认真教课，同学们努力学习。

当时学校领导提出的口号是：学好外语，和帝国主义作斗争！除学习外语外，我们还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当时开展的一些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 “大专院校的改造”和“三反” “五反”也都要参加。

我们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每学期要作思想小结，在小组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的教诲在同学们的脑海里扎了根，为我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是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解放牌”青年知识分子。

▓ 1952年北京外国语学校共青团举行团员代表大会，作者（第2排右4）作为团代表和校长刘仲容、党委书记刘柯、外交部机关党委书记杨清华女士（前排右3、右2、和左3）几位领导同志在大会会场合影。

除了紧张的学习外，学校的文娱体育活动也很活跃，夏天我们就到临近学校的颐和园内昆明湖去游泳，冬天在灌水结冰的麦田里滑冰。过年过节学校有聚餐，并举行多项节目的游艺、跳交谊舞等活动。英文系的同学们还演出美国的话剧，同学们既练习英语口语，又活跃了生活。暑假和寒假我们可以回家弹琴。

当时我们坐火车自北京到上海需要三天，因为是学生专列又是慢车，对其他列车都要让道。同学们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互相爱护、照顾，彼此情谊较深。50年以后，我们这批同学仍保持着联系，每年都聚会。

1953年9月初，政治辅导员通知我和其他几名同学去开会。会上，英文系主任武刚同志说：“外交部通知学校派遣22名英文系学生去朝鲜前线当翻译，学校领导决定你们在座的22位同学去朝鲜实习，希望你们好好工作，用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同学们热烈鼓掌，大家心情激动。

系内其他同学们得知此消息后，都很羡慕我们。我虽然不知道到朝鲜做什么工作，但到前线去经受锻炼是有意义的。从此我开始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搏，这也是我参加外交工作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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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作者 | 谢君桢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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