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建研丨转译与输出——生态智慧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set of new working mod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uch as site research, planning and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how to continuously stimulate rural vitality. The paper proposes a three-step working process and mode of "learning from rural areas, in-situ design and catalysts effect" through a summary of the practices in recent years: firstly, learning ecological wisdom from nature; secondly, being rooted in site to carry out local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irdly, applying rural catalyst that acts as catalyst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It contributes to both renovating and improving rural appearances, achieves progressiv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s chain catalysts effect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catalyst system, and rebuilds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and finally reconstructs the vitality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by the revival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cultural catalyst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wisdom; rural revitalization; in-situ design; catalyst effect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著的《乡土中国》中说道：“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的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乡土社会里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乡村是礼俗社会，所以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村落作为有机体，它的发展已经过了兴盛期，正在走向衰落或消亡。中国的乡村发展，迄今为止基本延续了几千年来自下而上的自发式发展。改革开放40年，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广大农村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日渐衰落的状态，“空心村”成为乡村困境。2016年10月笔者走访从未生活过的籍贯地陕西渭南农村时，惊讶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村所呈现出的衰败景象，却不知费孝通在1947年就曾说过：“都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太对不起乡村了。^[1]”

在国家战略振兴乡村(2020—2050年)的时期，如何保护乡村独特的资源，如何给业已衰败的乡村持续不断地注入活力让其获得新生，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农村的发展走向何方，如何走，是需要智慧的，而且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会决定古老的乡村从此焕发新生抑或更快地走向消亡。这一切，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新的工作程序和模式。

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向乡村学习—在地设计—触媒激活”三步走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运营模式。通过实地踏查、调研和深度访谈，将乡村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梳理总结，实察转译并在进一步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输出应用，再通过乡村触媒体系的构建，实现乡村弹性、渐进式的保护、更新和发展。

1.1 生态智慧 

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与自然抗争的历史。对大自然从畏惧、适应到大无畏地改造、利用，再到反思和修复，人类在与大自然不断的博弈互动中积累了可贵的生存哲学和智慧。而这些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生存智慧实质上就是生态智慧，它们被写入文化基因中，成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组遗传编码。

生态智慧是人类在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漫长过程中领悟和积累的生存与生活智慧。它以生态知识、原理和规律为基础，在场地特征、利益相关者要求以及相关方法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在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生态智慧维持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其可以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也可以是知识引导下的实践。中国古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有自己独特的环境感知模式，伏羲做八卦时，就“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周易·系辞传下》)，凭借“仰观”与“俯察”感知自然环境的基本模式，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是生态智慧产生的基础。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人的智慧与西方征服自然的传统很不一样，尤其是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主张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人与自然和睦相处，才是真正有助于人类的物质福利和长久生存。^[3]”

乡村是人类聚落的初级形态，在人与自然博弈协调的过程中发展，至某个时期达到平衡，这个过程表现出一种哲学层面的契约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智慧”。Berkes与Folke在1999年提出了“传统生态智慧”(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的定义：“随适应性过程进化的、祖祖辈辈经由文化传承传递下来的有关生物体(包括人类)彼此之间和与它们的环境之间关系的知识、信仰、实践、传统、习俗的集合体”^[4]。乡村是人与土地世世代代的亲密互动的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人在乡村中生活并留存下来的。生态智慧是长期形成的灵活实用的人地共存智慧，乡村本身即是生态智慧的实践成果，乡村的建设方法应来源于对乡村自身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对传统生活的保留。

 1.2乡村的产生与发展是生态智慧长期实践最直接的体现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乡村是人类世代生存生活的历史记忆载体，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不断优化提升，并逐渐融入了村民的宇宙观、价值观、宗教信仰、宗族意识、防御心理、民族情感和家庭观念等，才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形式和面貌。从地处横断山脉的“地球之花”中心的四川丹巴县城，那些依山而建的藏寨(图1)、林立的碉楼(图2)，到广东韶关乳源县始建于公元26年的西京古道、古道上的长亭(图3)，以及村落里祠堂前的功名柱(图4)，都是世世代代人地互动的结果与生产生活的记录。

▲图1 四川丹巴县峡谷两侧依山而建的藏寨

▲图2 四川丹巴县的碉楼群与民居

▲图3 广东省韶关乳源县拥有2000年历史的西京古道上的长亭

▲图4 广东省韶关乳源县乡村房前水边的科举功名柱

乡村的形成与发展是生态智慧落地的表现，是人与环境长期互动积累后的结果，自发地形成独特的社会经济信仰体系、独特的人地互动方式，以及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自然环境是农耕文明的基础，人们拜土地望五谷丰登，祭龙王盼风调雨顺，对自然的依赖让人产生了对自然的信仰、崇拜与敬畏；人丁兴旺是农业发展中生产力的需求，以血亲维系的家庭聚落是最稳定长久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适应自然的生产形式带来了家庭观念、宗族意识，以及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乡野村民的土地伦理观中，映射着土地的性格、特征与本质，它是关于生活、生计、生命的人地关系及情感，隐藏着乡村的生命力。这些知识、信仰、实践、传统和习俗共同构成了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中表达，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正如人类基因组计划破译了遗传密码，帮助人们掌握了生命的规律，甚至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发展，乡村文化基因的研究和表达，同样可以让我们学习过去，洞悉未来。生态智慧作为重要的乡村文化基因，通过解码乡村世世代代所形成的智慧，以适当的方式转译并输出表达，就是当代乡村渐进式建设最具有生命力的方式。

2.1乡村在地设计的提出 

乡村规划设计的难点在于无论涉及镇、行政村还是自然村，聚落分布范围广、面积大，布局零散不集中，村落有大有小，基础调研工作量大，还要广泛听取各级领导及村民的意见和需求，实施建设有阶段性，但持续发生。因此必须探索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方法，才能有效地执行乡村建设的工作。经过几年实践中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初步总结生态智慧在乡村在地设计和在地营建中的应用策略。

乡村在地设计是指乡村建设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需要扎根于场地，在现场提出一种实实在在、可执行的工作框架和策略。形成一种弱化设计师角色、弱化设计强度、消隐设计实施成果的适合乡村建设的弹性的、指导性的、在地实践的工作模式。它以尊重村民、尊重历史文脉、尊重乡土特色、尊重场所精神、尊重建造逻辑为基本原则，并通过政府主导、规划引领、村民共建的工作机制来实现渐进式的乡村振兴。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关注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在营造中挽救正在流逝的乡土文化，让传统文化重新流动在真实的生活中，把设计的重点聚焦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使古老的乡村和新的发展有机融合。

 2.2在地设计的工作策略 

2.2.1生态智慧的转译和输出

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表现在意识形态、制度习俗以及生态实践的方方面面。

1)乡村传统的人地互动观念信仰。包括天地崇拜和风水信仰、家庭观念和宗族意识，以及防御心理和民族情感^[5]，反映在传统乡村聚落山水林田的生态格局，以及村落生产生活和仪式空间的构成上(图5)。村庄依山傍水的选址设计，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在风水理论的背后实际上更多体现的是人力物力的节约、生产生活的便利、减灾防灾的考量，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发展观。

▲图5 乳源县大桥镇各自然村落平面研究示意

2)传统生产生活与资源利用中约定俗成的制度。利用农闲期间做水利等基础建设的岁修制度、旨在让土地休养生息的休耕轮作等农业制度、休渔制度的传承、二十四节气对农事生产和休养生息的指导，都表达人对土地馈赠、自然资源赐予的感恩，体现着和谐的人地互动方式。

3)乡村传统的生态实践。不同地域中各具特色的村落建设方式，来源于对不同资源禀赋的理解，并体现在乡土性的材料、工艺和技法的应用上，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村落建设等传统生态实践的研究，成为乡村建设的依据。村落依地形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排水系统研究，成为乡村理水系统建设的指引(图6)；对巷道与建筑、排水系统不同类型的剖面研究，以及对本土性建筑材料的属性特点和铺砌方式研究，都是对乡村传统工艺和技法的传承(图7)。这些来源于生产的经验与知识体现着“取之有度，合理利用”的生态节制观。

▲图6 传统村落不同形式的排水系统研究

▲图7 传统村落建筑与巷道和排水系统的不同做法与工艺研究

乡村在地设计的基础是调研，从山水地貌、村落环境、乡土文化中得到乡村建设工作的启示，将调查成果作为基础研究资料，进行在地实践探索、模式研究和理论提升，在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加以反复应用和调整验证，是一种“源于乡村，回到乡村”的反哺式规划设计方式。

2.2.2策略式工作模式构建——总结共性，兼顾设计的普适性与建设的灵活性和可推广性

广大乡村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尤其是满足乡村基本生产生活功能需求的规划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共性，总结和梳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形，归纳总结出具有共性、可复制的模块，利于在大量分散的自然村落的快速规划设计和建设中进行快速组合和实施。这些带有工作策略式的普适性设计和建设模式，可以大大简化乡村的工作程序，发挥设计策略的指导性和灵活性，并能够同时开展多个村落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以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为例，对涉及的38个行政村包含的84个自然示范村开展了深入的调研工作，应用航拍、踏勘、测绘和走访征询等社会调查和规划设计手段，对乡村的山水地貌、生产生活空间、建筑风格和特色、传统建造工艺和本土材料的应用、本土传统产业以及风土人情和习俗礼法等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摸查，发现各个村落个性的同时，对具有共性的步骤进行梳理、归纳、理论提升与模式总结进而推广。提出了适用于84个自然示范村的多种规划设计模式，如村落入口模式(图8)、巷道铺装模式和排水模式等，以及更灵活的运动场地模块组合设计(图9)。

▲图8 村落与主干道关系与不同处理方法研究

▲图9 村落篮球场及周边运动设施模块化设计

模式化的建设方案和程序源自乡村，既具备地域性又可复制，更可被村民学习与推广，利于弱化设计师的主导作用，将村民培养为实施者。

2.2.3共建共享——实施“政府-设计师-村民”联动体系，推动村民共建与践行工艺传承

乡村建设工作是复杂的，需要政府推动和监督、村委指明方向、设计建设团队充分协调、企业市场化运作、基层组织全程参与、群众意愿充分表达，多方合力，环环相扣，扎根乡村，才是真正的“在地”实践。

首先发挥政府、村干部“引导者”的作用，完善村民参与制度，提供有据可循、有理可依的工作基本保障；其次发挥设计师“参谋家”的作用，提供建设实施策略和方案，组织村民参与建设，鼓励村民献计献策，建立协同设计工作模式；最后发挥村民的“主人翁”精神，塑造村民自觉参与意识，强调村民拥有的权力，发挥村民作为乡村的“主人”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其中，最能提高村民参与度的方式，是直接启用本地劳动力，与设计师协同，以雇佣、指导、咨询的方式开展工作。雇佣本土匠人与村民参与建设，负责整合利用本地石材、木材等工程材料，既为当地村民带来经济收入，又能体现本土建设特色和工匠技艺，降低建设成本，减少环境破坏，增加村民参与感。

村民与设计师共同商讨改进工作方法和材料工艺，通过以设计施工同步进行的模式，使整个过程趋于灵活，避免凡事图纸化(图10)。村民通过协同工作，逐步提升自主性，掌握具有长效性的工作方法。

▲图10 扎根现场的在地设计和营建

以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岩锣村为例，建设过程中，设计师全程参与政府为村民提供的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帮助村民拓宽就业渠道和提升职业技能，以乡村资源为基础，带动村民创业，实现村民的回流，发展乡村的整体经济；与驻村工作队一起实地踏勘、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掌握村庄自然禀赋、产业现状、社会发展和人居环境等情况；协助编制《岩锣村2018—2020年脱贫攻坚总体规划》，精准制定3年脱贫发展路线图。帮助村民组建合作社，成立管理服务中心，围绕村民活动中心，规划设计了村民活动广场、戏台以及篮球场，成为整个村落的活力中心(图11)。

▲图11 湖南花垣县岩锣村村民活动中心的建立为乡村注入活力

2.2.4设计消隐——设计师角色的弱化、设计强度的弱化、实施成果的弱化

设计消隐反映的是对乡村规划设计与建设工作的一种谦卑的态度，先向乡村学习长期积累的生态智慧，再与村民共同规划设计和建设。设计师扮演的角色是引导性的参与者而不是控制性的主导者，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设计师角色的弱化，设计师从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者退让为资源、传统的发掘发扬者，挖掘出日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和被掩盖的乡村潜力；2)设计强度的弱化，设计注重对乡村优势资源的恢复引导，弱化设计师人为的创造性，慎重植入非乡村原生的元素，不重图纸重方法，乡村设计更是一种可以延续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单一、阶段性的设计成果；3)建设实施成果的消隐性，即设计后的建设成果隐藏于乡村环境之中，突出乡村生产生活的美感，建构一种内敛、原始的乡村美学与风格，找寻乡村的内在秩序。

乡村存在缺乏内源性发展动力的现实困境，需要通过外来的力量进行激活，使其进入自发式、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自《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媒》一书提出“城市触媒”作为一种渐进式、有策略、由点及面的规划设计手法^[6]，以更合理、经济并富有弹性的城市规划有效策略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7]和建筑设计中^[8]。因具有整体关联性、文脉持续性、小量局部性和渐进过程性等特征^[9]，与乡村空间发展所表现出的开放性、非线性、有序性、综合性、不确定性和多尺度性的复杂特征极为契合，使乡村触媒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策略。从而针对传统乡村的历史文脉和发展现状与未来，以引导、激发与控制触媒效应为作用形式，构建乡村触媒体系，探索一条适合乡村的自下而上、可持续的渐进式保护与更新路径。触媒效应的应用是活化乡村、留住人口、提供经济价值的乡村建设的关键，也是引导、推进乡村发展建设的前沿难点问题。

触媒(catalyst)，又名催化剂。本意是指“化学反应中的一种物质，以相较反应物而言微小的剂量施用，即可改变、加快化学反应速率，而其自身在反应过程中不发生改变，不被消耗”，后又被引申为“加速或启动一个行动/改变的进度的人或事件”^[10]。触媒发生作用时对其周围环境或事物产生影响的状况被称为“触媒效应”^[11]。

 3.1乡村触媒元素的分类与应用 

乡村触媒按形态可分为物质形态的触媒和非物质形态的触媒。物质形态的触媒指的是有形的物质。小到一座祠堂、一个晒谷场、一口古井，大到风水林或池塘等开放空间，也可以是具有遗产价值的景观要素。非物质形态的触媒指的是能够激发或抑制一个片区发展的无形的物质，它包括政府政策和社会事件等。通过非物质形态的触媒影响，使新旧元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联动发展，再去影响物质形态的触媒，形成大范围的链式反应。

按类型分，乡村触媒又可分为空间触媒、功能性触媒，以及文脉触媒^[12]。空间触媒指乡村空间中的某个物质元素，可以在关键区域引入设施、构筑物或小型景观，刺激人群聚集，通过小尺度的触媒项目引发触媒连锁反应，不断释放活力，最终实现对更大范围乡村空间的激活(图12)。

▲图12 触媒激活：基于场地的景观改造以及篮球场等设施的植入，激活场地

功能性触媒由乡村的居住、农作和休闲等功能要素决定，不仅需要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还要满足游客旅游需求，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品质。因此可分为既有性功能触媒和置入性功能触媒。通过旧元素的改造、新元素的置入，形成多元化的业态调整和经济发展策略。如岩锣村发展西瓜产业，建设千亩茶叶种植基地、黑木耳实验种植基地，形成高品质、科学化的支柱产业链，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文脉触媒可分为物质性的显性文脉和非物质性的隐性文脉。传统建筑、巷弄街道是显性文脉的载体，而村民日常生活所形成的生活习惯、民俗信仰等代表了隐性文脉，涵盖了文化、教育、公益等活动。如岩锣村开展西瓜文化节，拍摄电影《十八洞村》，通过主流媒体、文化事件等宣传，形成乡村自身的品牌效应，引发触媒后续连锁反应。

 3.2创造弹性触媒空间，生发富有活力的村民日常生活和交往场所 

乡村触媒作为“活动发生器”，要重视利用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小微空间，通过挖掘小型、日常化、生活化的小空间、小事件、小活动的触媒潜力，促进村民更多的日常交流、情感依赖以及邻里守望。

如何创造适应性强、可承载“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弹性触媒空间？可通过如下2个策略。1)“消亡空间”的复兴。乡村土地新旧功能更迭过程中会导致一系列失落、闲置空间，可通过设置共享菜地、亲子农园(图13)，对这些空地、荒地、闲置地加以利用，将这类非正式的空间作为发挥触媒效应的关键点，通过引导和建设，把原本破碎的乡村肌理重新缝合，使之成为有吸引力、不断聚集人群并生发活动、释放活力的场所。2)自发式活动的激发。村民依托日常生活体验，根据自身需求“自下而上”地进行再开发，生成具有自发性的新触媒空间，使村民的需求、想法能以最低廉的成本得到最迅速地实施与尝试。这些自发激活的场所，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空间，而是承载着丰富情感体验的空间，是延续乡村文脉的隐性力量。积极创造展现空间多功能复合性的广场舞活动场所和街边市集，废弃物品再度资源化的触媒回收盒子等，正视乡村现实问题和村民的实际需求，为村民自发式改造提供基础条件，为后续的规划建设做铺垫。

▲图13 触媒载体设计：激活村庄非正式空间的多种模式研究

 3.3风景园林师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麦克哈格(Ian McHarg)在《生态规划：规划师是触媒》(Ecological Planning:thePlanner as Catalyst)文中所说：我倾向于认为规划师(风景园林师)是催化剂。风景园林师帮助社区明确其价值，确定不同需求下不同成本和收益的解决方案，并科学地预测不同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他说：“我相信，我们拥有一个源于自然、社会并延伸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规划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价值体系，它直接决定规划的解决策略。^[13]”他认为风景园林师如果想要帮助解决社区所在的特定体系里的问题，首先要从社区那里获取自然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体系。在麦克哈格看来，风景园林师是生态实践过程中的催化剂，“通过倾听自然和向文化学习的实践，麦克哈格提出了一种明确地将当地自然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方法。^[14]”

 3.4乡村触媒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通过合理地介入触媒元素、构建乡村的触媒体系，促进周边区域的更新，之后继续引导、激发、推进更大规模的乡村更新，形成更大范围的触媒效应。

1)通过弹性、渐进式的触媒策略，推进乡村自发式渐进革新。乡村触媒策略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是一个逐渐触发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最终的蓝图式规划，而是强调动态与弹性、更具适应性的渐进式规划观，并在逐步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和提升。

2)深度挖掘乡村特质，凝练体现乡愁的触媒载体。可识别性来自空间的特色风貌，而这些特质往往来自于对乡村文化与历史的深度挖掘。充分认识乡村的资产和资源，重视充满村民回忆与生活情感的场所特质，提炼最质朴的元素和最本质的“乡愁”是触媒载体区别于其他空间地域的关键。

3)还原日常生活景观的原真性以及村民的体验过程核心价值的挖掘，重塑乡村场所精神。“场所”是乡村触媒的价值内核，包括物质性的空间界面、空间界面所影响的行为、活动以及非物质性、意向性的情感记忆。塑造触媒首要是“场所营造”，通过建设一个具有辨识度的公共空间，展现村民生活习俗与生产习惯的日常活动场景，重建村民对物质环境的情感依附，重塑场所精神。

4)促进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的产生，激发触媒效应的持续发生发展。触媒体系的构建并非仅仅是各个元素的简单集合，而是将乡村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孤立片段的总和。通过触媒载体选择，整合资源，形成互相连接、有机生长的“网络”模式，通过村民参与式的触媒载体构建及运营，提升村民的自主建设意识，引发更深远的触媒链式反应，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培养由内而外的动力，使乡村振兴工作转向自发式渐进革新阶段。

触媒理论下的乡村振兴，是一个渐进动态的过程，村落中各种触媒元素相互促进、整合、共振引起乡村复兴的“链式反应”，继续刺激和引导健康的乡村自然和文化结构的生成，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促使乡村物质结构和产业结构持久与渐进的改革，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复兴。

乡村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古老的乡村遇到新的发展机遇，赋予乡村自内而外的发展动力，才是真正有效的乡村振兴。这一切要建立在如何更加深刻地思考人与地的关系之上；“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艾青，1938)，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让我们满怀对土地的悲悯，以谦卑的态度，向乡村学习其长期积累的生态智慧，与村民共同规划设计和建设，致力于激活乡村，提供建设的方法论和工作模式，帮助村民成为具有活力的建设主体，延续乡村的生命力，让乡村焕发青春活力。

全文刊登于《中国园林》2020-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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