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贴的有些问题，以这次的全文为准。我很喜欢的文章，有很深刻的洞见，求扩散！）

作者：汤姆·帕尔默（Tom G. Palmer）

翻译：风灵

冲突和暴力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是否还有人在赞美冲突？现在“左”“右”双方中支持冲突的主要是哪些人？他们的影响力如何？“左”和“右”的意识形态中，冲突的中心地位是什么？为何这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看待冲突的方式不同？其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战争是万众之父，万物之主。战争或让人犹如神祗，或不过凡人；战争或让人遭受奴役，或获得自由。”——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

战争曾经是常态。不仅是人类社会，整个世界都曾处于战争状态之下。世界由战争所塑造，沐浴在战争之中。战争曾是不可避免，被认为是好事。虽然它带来苦难，但这种苦难是人类进步和美德的必要基础。法国保守主义作家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兴奋地宣布：“战争是人类的固有状态，也就是说，人类的鲜血必须持续不断地在地球上的某处流淌，而对每个国家而言，和平都只是短暂的间歇。”杀戮曾是生命的原料。

这种话在今天会让大多数人震惊，认为不可思议且令人反感。事情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在今日的大多数人眼中，战争已成为讨厌的东西。

大多数人在听到歌颂战争时会产生强烈的反感，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一种迥然不同的观念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实现这种观念的机制现已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但不是所有的地方）的大多数人（但不是所有人）的生活之中得以体现。世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听起来这似乎颇有争议，但它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哈佛大学的史蒂文·平克教授在他的大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与人性的历史》（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A History of Violence and Humanity）一书中详尽检验了这些证据。不仅是国家之间军事冲突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下降，而且诸如丈夫对妻子的暴力，父母对孩子的暴力，以及街头的罪犯对其受害人的暴力，这些暴力每月或每年的发生率可能忽上忽下，但所有这些暴力都普遍趋于下降，而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平克提出暴力下降的长期趋势的原因包括：

• 政府的建立：以此可垄断暴力（也因而可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暴力）；

• 商业的发展：让他人更珍视生命而非死亡；

• 逐渐用“尊严”的文化代替“荣誉”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比起自我控制和尊严，为荣誉复仇不再那么重要了。

• 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革命：强调人类生命的价值，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并且以理性和证据来替代迷信（比如，对于被控使用“巫术”的人而言，这都是好消息）；

• 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既包括民间社会的国际组织，也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以促进外交与调解，而非战争；

• 小说的发明和流行：自由市场的商业革命对此推波助澜，而小说有助于比以往多得多的人以想象来代入他人的生活（而这有助于同情他人）；

• 国际交换、投资和旅行在创造维持和平的利益方面，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 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得到广泛接受：摆脱了部族与独裁力量的个人自由，以及容忍个人选择，只要这些选择未侵犯他人的自主权和福祉。

• 抽象推理日益重要，这也是由商业和技术所促进。抽象推理有助于人们信奉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的普世权利理念的一般原则。

这是个复杂的故事，因为人类的历史本就复杂多因，且变动不居。但这是个不断被详尽记录的故事，驳倒了相信“人类的鲜血必须持续不断地在地球上的某处流淌”的那些人。持久的和平确有可能，而不仅仅是“短暂的间歇”。

宽容与共存、合同与合作、财产与交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但绝不是全部）取代了迫害与屠杀、强制与争斗、盗窃与奴役、战争与冲突，成为了道德的理想。这是一场已改变了世界的运动，以和平代替了战争，以宽容代替了不宽容，以交换代替了抢劫。在不同的时代，这场运动有不同的名称，但最常见的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在英语国家现在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意志主义是信奉和平的哲学。和平是自由意志主义最为核心的思想，因为和平正是自由理念的核心。正如影响深远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宣称“自由就是免于他人的控制与暴力”。战争就是暴力——受到控制的、精心安排的、实际运用的、将之合理化并得到赞誉的烈性暴力。

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对人类社会而言，和平且自愿的合作既是理想，也具有现实可能性。相反，其他的哲学——“左翼”和“右翼”的哲学，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教合一，以及所有这些哲学可能的排列组合——却假定人的生命不可避免充满了纷争、冲突、斗争、甚至战争，阶级之间、种族之间、文明之间、民族之间、利益之间、或宗教之间的纷争、冲突、斗争与战争。

由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价值、原则、制度和实践日益渗透我们的生活，世界已变得较为和平。而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则要求坚持、捍卫、促进和扩展这些价值、原则、制度和实践。

合作的哲学

尽管有许多人物和事件对自由主义观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最早将诸如宽容、自由贸易、宪政政府、法治和平等权利之类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构想是17世纪的英格兰政治运动，史上称为平等派（Levellers）。正如理查德·奥弗顿1646年在牢房里宣称，一切财产都取决于个人自有的财产，这是一种平等适用于每个人的权利：

“我的和你的都不可能存在，除非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凌驾于我的权利和自由之上，而我对任何人也不具有这种权力。”

基于对和平的思想与行动的默认，奥弗顿和他的同行们阐明了权利平等和社会和谐的激进设想。自发秩序和法治的观念与基于道德哲学的个人权利平等的观念相结合。自发秩序的观念即是认为社会秩序自发产生，无须统治者刻意设计与推行。法治的观念即是以简单的规则创造出既有利于个人享有自由，也有利于产生社会秩序与和谐的框架，这些简单的规则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且平等适用。这种不包含暴力的人类秩序、拒绝战争和征服的社会的理念吓坏了许多人，不仅吓坏了贵族和军人，还包括一些欧洲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激烈地反对自由主义的观念和实践。许多这样的思想家认为，商业远不能与战斗相提并论，自由仅仅是换了个名字的“特许”，而宽容便是拒绝上帝的律法。

自由、财产和商业的确也有其捍卫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勇敢。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有将商业等同为“良俗”（gentle mores）的著名说法，也就是说，将商业等同于高尚的举止与行为：

“商业能纠正破坏性的偏见，这几乎是一种普遍规律，即哪儿有良俗，哪儿就有商业，而哪儿有商业，哪儿就有良俗。”

希腊语中也隐约认识到了商业创造良俗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动词“katallassein”意为“交换”，同时也意为“纳入共同体”和“化敌为友”。

商业的世界比起荣耀的世界更意味着双赢的世界、正和博弈的世界，而荣耀必有征服，征服必有失败。这种荣耀要求敌对。正是以为失去荣耀便失去了美德，促使许多人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

就在临终之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和平活动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夏出版了他的演讲“告法国青年”，其中他指出了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的关键。他认为：

“认为人类的利益根本敌对，否则他们就不会诉诸强制。

因此，他们发现根本性的敌对无处不在：

在财产所有者和工人之间；

在资本与劳工之间；

在普通人与中产阶级之间；

在农业与工业之间；

在农民与城里人之间；

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

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在文明与社会秩序之间。

用简单的一句话总结：

他们认为，在个人自由与和谐的社会秩序之间存在根本敌对。”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他们心中也有某种人类的同情爱心，但他们嘴里吐出的却是仇恨。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爱保留给了其想象中的社会；但我们命定生活其中的现实社会却不能被很快摧毁以适应他们的理想，以便在其废墟上建成新耶路撒冷。”

巴斯夏预见到了二十世纪集体主义者的企图。集体主义者控制了许多国家及大量人口，便着手努力将同胞塑造成符合他们想象的“新人类”。无论左翼或右翼的反自由主义思想家，创造新人类都是他们的痴想，只是对新人类应该是什么样的细节上有所不同。相反，巴斯夏写道：“经济学家遵从人类，遵从其本性的规律以及从这些规律中发展得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者凭自己的想象变出一个社会，然后虚构人类的心灵来适应这种社会。”

显然人类确有冲突。从古典自由主义运动的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在寻求解决冲突之路。宗教宽容，有限政府（以此将有争议的议题移出“公共选择”的范围），以调解和赔偿来替代惩罚，言论自由，以及交换自由，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致力于解决冲突的手段。关键在于减少冲突，并以合作代替冲突，而不是庆祝冲突。

冲突的哲学

“我从这四年间的暴力和所有这些极为奢侈的实战教育中学到的是，除非将生命许给某种理想，否则生命将毫无深意，而与某些理想相比较，个体的生命，甚至一国人民的生命都无足轻重。虽然作为一个个体，作为军队整体的一个原子，我所奋斗的目标并未实现，显然，纵使物质的力量将我们摔倒在地，然而我们已永远彻底明白，要为某个理由奋斗，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要像个男子汉那样倒下……不是每一代人都如此幸运。”——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

尽管古典自由主义者告诉人们，通过商业、理性、民主商议（democratic deliberation），以及容忍非暴力的分歧等方式，人类的利益便可以和平地协调，并且恰当的机制能够减少冲突和暴力，但那些怀恋旧秩序的自由主义敌人和批评者们认为，冲突是人类生活根深蒂固的一大特点，实际上，是冲突赋予了生命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着手建构其理论。自由新哲学最有影响的敌人之一是法国保守主义者约瑟夫·德·迈斯特。他猛烈抨击和平的思想，并称颂战争是最高尚人性的源泉：“人性真正的成果——艺术、科学、伟大的企业、崇高的概念、男子汉的美德——都特别要归功于战争状态……总之，我们可以说，鲜血是我们称之为天才的这种植物的肥料。”与赫拉克利特相呼应，他坚持认为“世上别无他物，唯有暴力。”这是反启蒙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起而攻击古典自由主义新理念的思想家们的基本观点。

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拒绝普遍性，而拥抱特殊性；拒绝客观真理，而歌颂人为创造——不是自由个体的创造，而是集体的创造，个人则淹没于这种集体之中。市场、商人、尤其是欧洲商人中超出人口比例的犹太人，被人唾骂。民族、阶级和种族只能在与其他民族、阶级和种族的冲突中寻求其独有的统一。史蒂芬·平克指出，除了拒绝普遍性、客观性和理性，“反启蒙运动也拒绝假定暴力是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斗争和流血深植于自然秩序之中，而且若不耗尽生命的活力，并颠覆人类的命运，就不可能消除斗争和流血。”

无休止的冲突激荡在人类生命的核心深处，这样的观点连同对想象中既有关系的旧秩序的怀念，被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接受，尤其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他们拒绝自由主义的思想，即和平和贸易，宽容和自由，他们认为这些只是阴谋诡计，只是用来掩盖和隐藏另一种更深入更隐蔽的冲突、暴力和剥削。他们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以和平取代战争，以交换取代盗窃，以宽容取代在木桩上烧死，以世界性的包容取代民族间的仇恨，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值一提，都只是为了阻止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暴力。1844年，恩格斯在一本小册子中怒吼：

“你实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博爱——但这种博爱是盗贼的博爱。你减少了战争的数量——为了在和平中攫取所有更大的利润，为了增加个人之间最深的敌意，你这可耻的竞争之战！什么时候你曾“出于纯粹的人性”而做过任何事，是由于意识到了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无谓对立？什么时候你曾符合道德，而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因为你思想暗处所隐藏的不道德的利己动机？”

“通过消解民族性，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尽其最大所能将仇恨普遍化，将人类转变为贪婪野兽的部落（竞争者们还能是什么），在其中人们互相吞食，仅仅因为每个人和所有其他人都有着相同的利益。”

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或许已经“减少了战争的数量”，但仅仅是“为了在和平中攫取所有更大的利润”。这点值得强调：恩格斯认为他所痛恨的更大的利润（除非这些利润是他的）比起减少战争的数量是更令人忧虑得多的问题。

颇有影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家和反启蒙运动的托利党社会主义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热情洋溢地大谈战争的美德，他坚持“伟大的艺术绝不会出现在世上，除非在战斗的民族之中。游牧民族中不会有艺术，如果他们保持和平；农耕民族中不会有艺术，如果他们保持和平；商业勉强与精美的艺术一致，但却不能产生艺术；制造业不仅不能产生艺术，而且总是破坏任何艺术的种子。除非基于战斗，否则一国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则相反，认为和平和社会和谐具有独立的自身价值，而不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掩盖更深层次社会仇恨的诡计。比如伏尔泰便是永恒的榜样。伏尔泰赞扬交换和宽容，正是因为它们能产生和平，这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价值和观点。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德·迈斯特和罗斯金却谴责交换和宽容，认为这是人类价值的堕落。

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合著者、合作者和资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新兴的“阶级”，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在他们的著作中，资产阶级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当混乱和不一致）。他们指控资产阶级颠覆了整个世界的秩序，并以冷酷的计算代替了社会温暖的怀抱。随着市场关系的传播和加强，易货贸易（比如用鸡蛋换黄油）越来越多地被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所取代（用鸡蛋换货币，然后用货币换黄油）。这意味着理性的普遍增加，因为人们能够以一种通用的单位——货币，来比较稀缺资源的不同用途。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合理的计算，包括精确地计算利润和亏损。这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协作成为可能，更多的财富会被创造，繁荣的好处可以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泛人群中，而且更为遥远的人们的利益和欲望也能纳入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责这种市场为中介的理性为“无情”和“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the icy water of egotistical calculation）。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声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仅仅是表面上显得更为人性化，而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更为恶劣的暴力替代了以前的暴力。

“任何资产阶级已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它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庸人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反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领袖对自由主义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并试图在一种新式的、各自孤立的民族、国家、阶级和种族的团结中，实现集体主义的各种幻想。一切情况下，所传递的讯息都是，人类的这些团体各自之间面对着不可缓和的根本性利益对立。他们相信团结的产生，只是作为敌意和仇恨的补充。如深具洞见的古典自由主义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所指出：“人类最深的社会本能恰好是他反社会的本能，这大概就是事实。”159 这种观点在拒绝理性商议、拒绝通过市场交换的理性计算、拒绝宽容与和平的知识分子之中根深蒂固。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和平的倡导者（在大多数现代知识界中，公开颂扬军事冲突的好处多会被认为格调低下，不合时宜），但是他们都信奉这样的核心原则：不可缓和的根本性利益对立、斗争、对抗、不可调和的冲突。在1848年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中，这两名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知识分子（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译者注）阐述的愿景，是要激发一场运动，要将鲜血洒满世界上大部分地方：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者追求阶级斗争，并坚信从经济上划分的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的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必须被消灭（made impossible）。法西斯主义者热爱战争和暴力，认为这是构建国家的净化力量。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寻求“雅利安人”对“不纯粹”的或“劣等”种族的征服，他们提出这样的挑战：“谁要想活下去，就得战斗。而谁要不想在这个充满永恒斗争的世界上战斗，他就不配活着。”理论批评家们相信（他们受马克思的影响，尼采、弗洛伊德和其他常见的攻击自由主义宽容的人也大有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宽容往往不过是掩盖统治欲的神话。”这些反启蒙运动的人物攻击言论自由只是一种“压迫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非自由主义学者的队伍假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统治力量——包括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类别——这些力量比我们周围活生生的“个人”更为活跃且真实（虽然终身教授们都得颇费力气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社会力量，而不至歪曲）。

军国主义者为所谓的经济和道义上的好处而赞扬战争。新保守主义者坚持尚武的美德，视之为一种崇高的理想，一种在国民生活中“恢复英雄感”的机会。（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国家的伟大”（national greatness）作为一种目标，远比什么低俗、庸俗且非美国化的“对幸福的追求”更为伟大、更为崇高、更有价值。）现实主义者则断定，在国家之间或者更广泛的文明之间，存在永恒的敌意，或至少是永恒的冷漠。

神权主义者企图以暴力让所有的人拜倒在上帝（或诸神）脚下，所有的人都信奉一种信念、一种宗教、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这不可能，那么至少建立一个宗教政权，以此征服和羞辱其他宗教，同时，一般会驱逐或杀害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许多反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批评家，包括“分析型马克思主义者”（Analytical Marxists），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暴力不会多于其他任何制度，因为稀缺资源的所有决策制度都是将使用武力正当化，而不可能拒绝使用武力。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老掉牙的批评，至少可追溯到十七世纪，当时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执笔为绝对君主制的神圣权利辩护，他认为：

“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谈论自由，他们说能在普遍公益中发现自由。关于自由的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及何种意义上是真实的，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去做他打算做的事，过他喜欢的生活，而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但是任何公益中都不会发现这样的自由，因为公众场所中的法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所以相应地自由最少；而很多人说，政府是创造来剥夺自由，而不是将自由赋予每个人。不可能有这种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根本就没有政府。”

因此，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禁止强奸的政权比起要求强奸的政权都一样具有强制性，因为反对一个强奸犯和强奸都一样充满暴力。照此观点，全世界的暴力有一个不增不减的恒定总量。自由主义者坚决否定这种观点，并拒绝将强奸和反对强奸等量齐观。

敌友之别

反启蒙运动拒绝古典自由主义和平和解决冲突的观点，在对这一思想作出贡献的所有人之中，上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法学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其著作《政治的概念》（The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在反自由主义的“右派”和“左派”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这一世纪中自由主义最具才华的敌人。”施密特认为，“具体的政治区别……可被简化为敌友之别。”

施密特坚持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和谐的观点是错误的，错在认为交换在道德上可替代征服，错在认为辩论可代替战斗，宽容可替代仇恨，错在认为可以存在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对施密特而言，冲突对政治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政治是人类的根本。他对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微妙的，而因为他不光彩和应受谴责的生活，他的影响往往不被承认。但他的核心理念贯穿了“左翼”和“右翼”双方的思想，激励他们攻击宽容，攻击市场经济，攻击有限政府，攻击自由贸易，并且，攻击和平。施密特的思想在促使法西斯主义思想复现欧洲，比如，莫斯科州立大学讲师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的著作，便是重述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只不过稍加掩饰，以扩张主义的“俄罗斯”来替代“德国”，以“欧亚”来替代“第三帝国”。

对施密特而言：“敌人不仅仅是一般冲突中的任何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敌人也不是某人所仇恨的私敌。只有当战斗的集体面对另一个相似的集体时，才存在（至少是潜在的）敌人。”176 实际上，“只有在真正的战斗中，才能揭示政治上区分敌友的最极端后果。从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中，人类生命发展出其具体的政治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承认，左派和右派的反自由主义思想的特点都是信奉施密特的敌友之别，而作为一个“左派”，齐泽克认为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在于，右派关注的是外部的敌人，而左派“无条件地将内在对抗（inherent antagonism）视为构成政治的首要问题”：

“激进的右派谈论的是阶级（或性别）的战争，而不是阶级斗争，这非常典型。施密特否认政治的最明显迹象是，认为外部政治（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首要问题，超越内部政治（社会内部的敌对）。他坚持：外部的敌对关系难道不是否认贯穿社会的是内部斗争的一种方式么？与施密特相反，一个左派的立场应当坚持无条件地将内在对抗视为构成政治的首要问题。”

这些思想家们，无论左右，都认为冲突（内在对抗）是人类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甚至当代中左进步主义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都将公民之间的内在冲突植入了他的社会正义理论之中，其形式是区分公民行为的正义与整个社会秩序的正义，即使当“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其行为公正且严格履行了管理协议的规范……即使个人都公正行事，背景正义（background justice）仍多会被侵蚀；分别独立的交易的总体结果是偏离而不是趋向背景正义”。换言之，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植于正义本身的结构之中，因为虽然规定每个人行事都须符合其权利，符合正义规则，但其结果本身却是不正义的，是冲突的，因此国家必须干预，以对社会施加一种新的正义，完全独立于人与人之间的正当行为规则。）

二战之后的那些年，极左翼出版界兴起了“卡尔·施密特产业”；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杂志《目的》（Telos）信奉施密特的政治理论基础，以进行其反自由主义的计划。180在这场针对自由主义与和平的影响广泛、尖锐且猛烈的攻击中，施密特的的思想起到了核心作用，意大利左翼作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他因在意大利参与暴力犯罪，包括谋杀，而曾入狱服刑）和美国文学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将之赞誉为“新共产党宣言”。奈格里和哈特的著作《帝国》（Empire），实在是冗长乏味，不堪卒读。此书恰在袭击纽约双子塔的911事件之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预计到了这种攻击，并号召向“全球资本”进攻，它将敌人定义为“我们称之为帝国的一种全球关系的特定政权”，它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仅仅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这种说法令人心寒，而它呼吁“群众的潜力”，“以其自身的生产力来破坏和摧毁后现代司令部的寄生秩序”。（书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清楚明白的，无疑这是因为作者的哲学中的极端暴力和仇恨，乔治·奥威尔曾有解释：“当一个人的真实目的和所宣称的目之间存在鸿沟时，他象是本能地转向冗长的词汇和夸张的成语，就象乌贼喷墨一样（来掩盖）。”）

奈格里和哈特的灵感源自于施密特为第三帝国辩护的臭名昭著的“大空间理论”到地缘政治关系。施密特寻求促进“德国法理学的任务是要摆脱错误的选择，一方面，不能仅保守地维持迄今流行的着眼国家之间的思考方式，另一方面，也不能非政府、非民族地过分扩张，形成如西方民主国家所产生的普遍性的全球法律，二者皆不可取。它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发现一种伟大且具体的空间秩序的概念，既能适应于全球的空间范围，也能适应我们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新概念。”正是这种“非政府、非民族地过分扩张，形成象西方民主国家所产生的普遍性的全球法律”，被奈格里和哈特称之为“帝国”，并力求以暴力将之摧毁。

施密特的政治思想和概念也缠绕在极右和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对后者主要是通过本身就对施密特有重要影响的里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施特劳斯在美国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们来施加影响，如前白宫顾问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他是《旗帜周刊》（TheWeekly Standard）的编辑和伊拉克战争的设计者之一，以及《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他号召“国家之光荣的保守主义”（national greatness conservatism）。 这种保守主义较为和缓的形式是要求建造巨大的国家纪念碑以彰显国家的伟大。其更为激进的形式则是公开呼吁战争；新保守主义者是入侵伊拉克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而且几乎每一回合都在继续施压进行军事对抗。照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的说法，发动战争将恢复“心中真正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应当强调个人和国家双方的责任，享受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拥抱国家荣耀的可能性，并恢复英雄情怀，而这近年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保守主义中都非常缺乏。”

施特劳斯评价了施密特著作并建议他修订思想，更加彻底地反对自由主义，施密特深受其影响。施特劳斯评论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并得出结论，施密特并没有充分拒绝自由主义，仍然陷入了自由主义所建立的范畴。施特劳斯认为：“我们说，施密特是在自由主义的世界里批判自由主义；因此，我们认为，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仍是产生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之内；他非自由主义的趋向仍然受到未被征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之约束。所以，施密特引入的反自由主义的批判只有在成功地超越了自由主义的视野之后才能完成。”于是，施密特致力于此，在1933年的版本中（该版本是在希特勒成功上台后出版，但在战后被禁，本书后续的版本是1932年版的重印），施密特赞同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的态度也更鲜明，而且以明显的种族术语来表达敌友之间的冲突。（正是一位犹太知识分子具有穿透力的批评，说服并鼓励了一位德国知识分子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和第三帝国的“首席纳粹法学家”，这真是太令人不安的讽刺了！）

自由贸易对施密特而言，便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不是战争的和平替代物，而仅仅是掩盖另一种形式更为残酷的剥削。“人道的概念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一种非常有用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其伦理人道主义的形式（ethical-humanitarian）则是经济帝国主义的特殊手段。”自由主义普遍人权的概念被认为与其敌友之别的理论不相容而被排斥：

“人道不是政治性的概念，也没有政治实体或共同体和状态与之相对应。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是对当时所存在的贵族-封建制及其附随特权的辩证否定。所谓自然法与自由个人主义的人道是一种普遍的（涵盖所有人的）社会理想，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关系体系。这也只有在斗争的真实可能性被排除，以及所有的敌友分类已不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在这种普遍社会里，就不会有以政治实体形式而存在的国家，没有阶级斗争，也就没有敌人之界分”。

自由主义的观念，如普遍人权，或宽容、或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及旅行自由，对施密特都毫无吸引力。

“所有自由主义的矫情都转向反对压迫，反对缺乏自由。每一次对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的侵蚀或威胁都被称为压迫，本身就是罪恶。这种自由主义对国家、政府和政治的承认，仅限于保障自由的环境及消除对自由的侵犯。由此，我们得出，（自由主义）以非军事化和非政治化概念构成的整个制度。”

对施密特来说（对施特劳斯、荣格尔和其他同一传承的人而言），一个“非军事化和非政治化”的世界也就是一个不能当真的世界，纯粹是开玩笑。真实的人类世界是政治化的世界，而“政治是最激烈也最极端的对立，而每一具体的对立越接近其最极端的那点，也即越接近敌友分野的那点，就变得越加政治化。”不管敌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敌友分野都是左右双方生活之焦点。泰坦尼克号与英雄军队必须在更有价值、更高级、更高贵的斗争中相互对垒，而不是纠缠于“娱乐”、商业、贸易、家庭、爱情，纠缠于所有这些与政治相比都不能当真的生活。在严肃的政治生活中，留在内心深处的和平合作、宽容以及多元生活——所有自由主义的价值——都必须受到抑制，而社会力量必须致力于击败敌人。

1914年观念

“我们代替了神圣的死者之记忆。我们相信我们肩负着我国人民之真实精神福祉。我们代表着未来和现在。纵然外部的力量和内部的野蛮聚成了沉沉阴霾，但只要利剑之刃将在黑夜中迸发出火花，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万岁！德国永不败！”——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

这场知识运动中，施密特是极为重要的人物，还包括了其他很多深受“1914年观念”影响的人。“1914年观念”的提法是庆祝1914年一战爆发。这一年欧洲陷入集体疯狂，更有数百万人丧命。这种战争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不仅仅是对政治事务（例如，集中了美国政府的权力），更产生了对冲突、组织和战争的狂热崇拜。恩斯特·荣格尔的辉煌巨著《钢铁的风暴》（The Storm of Steel）正是反映这种传统的佼佼者。（荣格尔也是施密特的亲密笔友；他们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超过五十年之久。）

荣格尔与他的朋友和笔友施密特一样，也是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影响了反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双方的价值和观念。他记录了他作为一名冲锋队员在一战中的经历，成为了“1914年观念”流行的表达，特别是其军国主义的集体主义。在《钢铁的风暴》一书中，荣格尔赞美通过战争进行斗争和冲突。其隐含的对比是和平生活的无聊无趣，诸如制造和销售产品、听音乐会和戏剧，去实验室或艺术画廊，追求科学知识，与好友一起享受上好的啤酒，这些纯粹毫无意义，缺乏严肃性。资产阶级的生活平淡乏味，而唯有斗争的生活，暴力下死亡的生活，战争的生活之中，才是一个人真正地活着的唯一条件。

“如果有人反对，认为我们属于原始暴力的时代，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站在泥土和鲜血之中，但我们仰首朝向那些价值崇高之事物。而无数的人在我们的进攻中倒下，没有人是白白牺牲。每个人都实现了他自己的意志。

……

一旦不再能够理解一个男人如何要为他的国家牺牲生命——而这种时候会来到——那么这种信念也就全都付之流水，祖国的观念从此死亡；那么，也许，我们这些人会被羡慕，正如我们羡慕那些圣人内心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就是荣格尔和其他许多人对战争的看法，但这很可能不是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士兵的看法，他们淹没于硝烟之中，他们的肺被芥子气点燃，他们大口大口地咳血而死去，他们永不能再见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心上人和朋友。《西线无战事》（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所描述的战争就全然不同。荣格尔受到了推崇，而雷马克的书被纳粹烧掉了，他的妹妹被纳粹的“人民法庭”（Volksgerichtshof）的一位“法官”砍头处死，据报道该“法官”宣称：“你哥哥跑了，但你跑不掉了。”

荣格尔不是单纯的艺术家，通过他对暴力、冲突和组织的美学的欣赏，他成了极权独裁的积极推动者。他为独裁代言道：

“当然，真正的革命尚未发生。它的前进不可阻挡。它绝不保守，而是一场具备所有革命的特征和表现的真实革命。其理念是民众之理念，磨砺着未知的锋芒；其旗帜是万字旗；其外在表达是将意愿集中于单纯一点——独裁！独裁将以行动代替语言，以鲜血代替墨水，以牺牲代替叙述，以剑代替笔！”

“总动员”（Total Mobilization）的概念是荣格尔在其1930年的文章中引入的，这被视为使集体主义在技术上有了可行性，而令德国反自由主义的集体主义者欢欣鼓舞（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在其中）。他称赞“‘个人自由’的日益缩减，显然，‘个人自由’是一种一直受到怀疑的特权”，惊叹苏联的奇迹，“这是第一次，俄国人的‘五年计划’向世人展示了将一个伟大帝国的集体能量导入一条单行道的尝试”，并提到，“总动员”完全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更高级动员的一种谕示”。

选择独裁，选择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任何东西，显现了集体主义阵营里的对手之间的深厚情谊。荣格尔日后曾追忆他早年亲苏的态度（在为第三帝国效力之前）；关于苏联，他说：

“我曾对这种计划，这种计划的理念非常感兴趣。我对自己说：“就算他们没有宪法，他们确实有一个计划。这可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荣格尔及其圈子里对集体主义的赞誉，值得与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大相径庭的反应作一对比。格罗斯曼在苏联集体主义的组织化中成长，但却转而拒绝集体主义；他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一致性。格罗斯曼曾是红军的报纸《红星报》（Red Star）的作者，他是记录第三帝国死亡集中营之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解放经过的第一人。格罗斯曼从不曾在自由社会生活国，却逐渐理解并向往自由。他的小说《生存与命运》（Life and Fate）在他生前未能出版。该书甫一完成，便连同打印该书的打字机色带一起被克格勃扣押了。在《生存和命运》一书中，第三帝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期间，红军上校彼得·帕夫洛维奇·诺维科夫（Pyotr Pavlovich Novikov）检阅其麾下受命集合的士兵，并意识到：

“人类团体有一个主要的目的：主张每个人都有权成为不同的人，成为特殊的个体，有权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生活。人们联合起来，是为了争取或捍卫这一权利。但正是因此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致命错误：相信在种族、上帝、政党或国家的名义下的集团是生命的根本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不！生存斗争的唯一真实且持久的意义在于个人，在于其适度的特殊性，以及他保持这些特殊性的权利。”

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无论左右，都对这种“适度的特殊性”无动于衷，他们决心为了其更为宏大的理由与斗争，而征召并组织我们其余的人。

荣格尔的影响仍在持续。在《纽约时报》的新保守主义作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作品中，可非常清晰地听见荣格尔的声音。在2010年8月23日题为“精神勇气之实例”的专栏中，布鲁克斯引用了小说家范尼·伯尼（Fanny Burney）对无麻醉切除乳房手术的可怕经历的描述（“然后，我感觉到手术刀在胸骨上嘎嘎直响——从骨头上刮过！在我一直受着完全无法言喻的痛苦时进行手术”），他赞扬这种非常体验，赞扬她回顾每个细节的“英雄主义”（如果她希望成为一个有个性有勇气的人，这是一个艰巨但必要的考验）。布鲁克斯与荣格尔1934年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论痛苦”（On Pain）相呼应，文中反驳了启蒙运动的进步，并表示“由自足且自律的个人组成的世界已经终结，这带有一定必然性。而其价值体系，如果仍无疑普遍存在的话，其关键的要点也都已被推翻，或被其自身后果所驳倒。”

如布鲁克斯所言：“英雄主义不仅存在于战场上或公众场合，更存在于头脑之中，存在于直面令人不快的想法的能力之中。”而且，与施密特、荣格尔和施特劳斯相呼应，布鲁克斯也埋怨自由资本主义：“现在已少有人谈论罪恶与软弱。资本主义也已经削弱了这种精神。在媒体争夺眼球的竞争中，每个人都因生产欢乐且正面的内容而受到奖励。”生活被简化为只有“欢乐且正面”的内容，而缺少英雄气概，这种调子与施特劳斯和施密特指责自由社会缺少严肃性遥相应和。布鲁克斯也热切拥护参与伊拉克的战争，在他的作品中，他对新保守派同伴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Kristol）的号召大加美誉。卡根和克里斯托尔号召通过使用武力“遏制或摧毁世界上的许多怪物”来恢复美国的“英雄感”。

集体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根本无法想象，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敌对、通过保护个人权利，保护他们安享适度特殊性的权利，就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他们而言，没有英勇斗争的生活不是严肃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将战争作这种审美价值化，提供了燃烧数百万人生命的原料。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很快，就不会有穷人傻乎乎地去打仗；不是因为打仗变成了无利可图，打仗从来都无利可图；而是因为在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教导下，社会意识已经发展。自由主义者始终主张和平。自由通向和平，而权力导致战争。热爱自由的人们愿意去比较，比较主张自由之人的生活与主张权力之人的生活，比较致力于拯救之人的生活与致力于破坏之人的生活。”——查尔斯 T. 斯普瑞丁 （Charles T. Sprading）

1913年，在那场极为致命且极具破坏性的战争于欧洲爆发之前不久，一位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发制人地反驳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后的花言巧语。这位美国总统将美国带入了他称之为“终战之战”（war to end all wars）的世界大战中。查尔斯 T. 斯普瑞丁问道：

“如何阻止战争？通过参战来阻止战争？流血能通过流血来阻止？不！阻止战争的方法是停止参与战争。”

当时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从而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之代价。那时的潮流已转而反对自由，如自由主义记者E.L. 戈德金（E. L. Godkin）已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作出的警告：

“只剩了少许人，其中大多是老人，仍坚持自由主义的信条，而当他们辞世，自由主义将再无支持者……神权的古老谬误又一次宣告了其毁灭性的力量，再次否定这种谬误之前，必然会有一场规模极大的国际斗争。”

戈德金在短期内是对的，而斯普瑞丁错了。但他们两人都看到了更长的时期内和平的希望。潮流又已再次转变，转为自由的思想。每个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都在为和平的世界而努力，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爱情自由、结社自由、旅行自由、工作和贸易自由而努力。全球经济的增长已削弱了战争的动机，而增加了和平的机会。

现在轮到我们来否定，彻底地永远否定统治者、政客和军阀牺牲他人生命的现代神权理论。用彼得·帕夫洛维奇·诺维科夫上校的话说，到了“主张每个人都有权成为不同的人，成为特殊的个体，有权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生活”的时候了，到了实现所有人都享有自由与和平的世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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