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鸡吗？——从《红星照耀中国》的细节看历史
作者 剑心龙马
美国著名左派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宣传效果很好的著名游记。
在书中有一处很不起眼的对话，却耐人寻味。
……我在一个住了五、六户农民的院子里找到了住处。有十五个小孩不断地在跑来跑去，其中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农民，他很客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干净的屋子，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给我们的牲口喂玉米和干草。他卖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给我们，那只鸡只收二角钱，但是那间屋子，他坚决不收钱。他到过延安，以前看到过外国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现在都怯生生地来偷偷看一眼。一个小孩子看到这副奇怪的容貌吓得哇的大哭起来。
晚饭后，有一些农民到我们屋里来，给我烟叶，开始聊天。他们要想知道我们美国种什么庄稼，我们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我们用不用羊粪作肥料。一个农民问我们美国有没有鸡，我的房东对此嗤之以鼻。他说，“哪儿有人就有鸡！”
“美国有没有鸡”，表面上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然而，细想起来，却并不容易回答。
鸡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比一首歌曲，一篇八股文要复杂得多。
如果我们发现毫不相关的两个人能写出完全一样的一首歌，一篇文章，那我们会认为这是抄袭，一个人看到并且复制了另外一个人的作品，而不会认为是“偶然的巧合”。
那么，为什么美国“也”会有鸡呢？
要知道，对旧时代多数的中国农村人来说，“美国”是个非常稀奇的概念，以至于小孩看到外国人的样子都会哭起来。那样遥不可及的地方，为什么会和中国有一样的物产？
欧洲早期殖民者将马，鸡，狗等等动物带去了他们所发现的大陆和岛屿。这个世界早就被广泛联系在一起了。美国自殖民时代开始以后，一直是世界商业、政治、文化网络中的一员。清朝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事，通过电报在当天就可以出现在美国乡镇的本地报纸上。而且，在斯诺的游记中让农村人稀奇的其实不是“美国人”，而是“外国人”。
那么，既然美国与世界本是紧密相连，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会像问外星人那样问美国是不是有鸡呢？是因为中国太孤立了，中国农民更是地处偏僻而孤陋寡闻，是这样吗？
事实上，与人们的成见大相径庭，中国绝不孤立隔绝，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远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加紧密。在中国农民眼中稀松平常的玉米，辣椒，土豆，旱烟，都是美洲大陆的特产，在明朝中后期就经过欧洲人传向世界。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明国清国。夏威夷的红木畅销于中国，所以被称为“檀香山”。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被一队队商队、一艘艘货船带去世界各地，养活了无数从业者。美国独立前，殖民地的商人破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物，他们倒入海中的便是产自中国的茶叶。
中国人的“农历”，是由传教士在明末清初时期为中国人所订。西方天文学者和他们的中国弟子，在北京可以做出日月食的预测，然后北京的皇家会将报告发到基层，以免民间发生恐慌。台湾的明郑地方政权，是因为清朝有荷兰人帮助而最终降服的。不管是明朝时的对外战争和对内平叛，还是从满清入主中原攻打城池关隘，到在西面用兵对阵准噶尔，各种场合都少不了西洋的枪炮。
回溯更久远的历史，可以发现更多“中国事实上并不封闭”的证据。
在唐朝的长安区域，也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中偏僻的陕西一带，通过丝绸之路往来的各国客商和定居者络绎不绝。异域的文化、农产品和服饰、器物，在中国广泛传播。参与“安史之乱”交战的各方将校，来自各种民族，堪称小型的“世界大战”。在中亚作战败北的唐朝战俘杜环，辗转欧亚非三大洲，最后从海上经过印度和东南亚从海路回到国内。他在书中向世人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见闻。
自唐宋以后，从东非到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海路上活跃着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船长和水手。中国沿海的商业口岸有外国人的聚居区。“郑和下西洋”被视为壮举，其中想必也会有外国人参与其中。（笔者猜想，郑和的任命，也许也和他的少数民族背景有关。不过这未必正确。）
此外，宋朝的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开放港口。元朝时异域的各色人等深入到内陆各地活动。到明朝，欧洲人已经直接航行到了东亚，而中国人也开启了去东南亚欧洲殖民地“打工”和定居的历史。中国人自己的海上国际商队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不容小觑的力量。郑成功和荷兰人交战，将其驱逐出台湾岛，成为欧洲轰动的新闻，“国姓爷”的事迹在相当长时间内路人皆知。
这类历史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内地的历史跟亚洲邻居们早已成为羁绊。一直以来，中国本身的变化和王朝更替，也和外部的历史发展紧密相关。所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
但是，如果中国并不孤立隔绝，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中叶，普通农民还会认真地询问“美国有没有玉米”“美国有没有鸡”呢？
有许多可以分析的原因。限于篇幅，本文不必详细列举分析。笔者认为，一方面，因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等历史，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一些排外心态。另一方面，科举制也造成了知识和文化的单一化和僵化。此外，大一统的天朝体系，削弱了地方自治能力，使中国人神话皇权，自认为是世界文明的中央，对其他国家不屑一顾。同时，统治的维系也需要在臣民心中精心营造“天朝”气象，比如长期竭力维系朝贡制度，宁可对外国使节和朝贡商团赔钱。“天朝”心态加剧了中国文人的封闭。
还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清朝作为异族征服者，也有意隔绝汉人和外洋的交往。海禁政策和通商限制，在近代愈发让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飞速变化的世界。康熙对待外国的态度便相当典型。康熙身边有许多国家的传教士，传授数理天文和地理，历史知识。他命满蒙八旗选拔人才学习西学。在教师中有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康熙的特使樊守义游历了欧美各地，返回中国撰写了《身见录》一书。清朝和俄国在尼布楚交涉，西方人便是中间人，条约也有拉丁文版本为据。康熙曾经给外国传教士在清朝的活动提供许多便利。然而，在梵蒂冈发生的“礼仪之争”，偏向原教旨的一派暂时获胜。康熙惧怕梵蒂冈的冲击，严格限制了近代历史上这一重要文化交流渠道。直到20世纪，梵蒂冈才放开中国教徒祭祀祖先的许可。但这距康熙时代限制传教士公开活动已是两百多年了。中国人赴欧洲游历出使的第一手资料《身见录》，也被满清官方束之高阁两百余年，在20世纪中期作为文物才发现其人其书。与之对比，明末与传教士交往的一些汉族文人，曾得以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受益匪浅。这大概也是外国事件深远影响中国历史的又一事例。
总之，中国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商贸、文化往来，在事实上都并非天然孤立。隔绝是人为所致，知识分子自身的封闭，以及皇权、乃至异族皇权的刻意封锁，才是造成中国人孤陋寡闻的原因。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的“落后”与封闭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失去了对外开放的心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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