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风灵

有两件事会让我们长久敬畏，康德说，“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律”。自人类文明早期起，无论春秋诸贤还是希腊先哲，都很重视探索人类的道德律。道德规范了个人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兴衰成败。到康德为止，哲学家们的思考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

然而，不太久以后，生物学家达尔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无论何种动物，只要赋有显著的社会本能，例如亲子之间的感情，那么一旦其智力发展到了像人类这么完善，或者接近那么完善，就必定获得一种道德观念，或者叫良心。”

这段话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达尔文指出了道德可以按自然规律而自发涌现、形成。星空与道德其实都是自然的产物。

科学需要回答的是，既然“无情”的生存竞争必然导致生命个体的“自利”特征，又如何能产生约束个体自利诉求，甚至牺牲自身利益而考虑其他个体利益的行为？比如，在有政府法律强制以前，许多地方的渔民就已故意使用网眼稀疏的渔网，哪怕这种维护公利的行为会减少自己的捕获量。类似地，人们还会自觉承担许多道德责任，比如帮邻居救火，或帮助地震洪水之后的灾民。

《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是解释以上疑问的又一力作。但与通俗易懂的《超级合作者》和《美德的起源》不同，该书偏向学术化，适合专业的研究者和有背景知识的读者。

该书回顾分析了所有重要的试验和研究，认为从基因到文化和制度的多层次人类演化，不仅受显著的自利特征支配，亲社会倾向的合作利他能力也因具有竞争优势而得以扩张、传播。

道德的简单起点是血缘亲属间的合作。动物也普遍存在照顾幼子的天性，有此本能的动物比其他同类更有适应性。早期人类的兄弟姐妹，祖孙，表兄弟等小群体的合作，共同捕猎，分享食物，共同维护安全和防范灾害，因为群体较小，合作直接对个人有利而很容易维持。但几万年以前，人类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合作。对快速形成、分散和重组的氏族、小部落而言，在严厉的自然竞争中，一定范围内的利他能力也是生存优势。据对狩猎部落的调查，慷慨、勇敢、友善、诚信、共同劳动中的勤劳，以及对这些声誉的检查与规范，使这些部落免于瓦解。部落内的闲谈多是讨论各人的这些品质，没有人能免于批评。

试验表明，对这些道德特征的好恶早已内化成为判断得失的规范，不再需要临时的利弊计算。试验中的虚拟雇主，尽管可将好处全归己有，不发奖金，但却多倾向于发放奖金奖励出色员工。而虚拟员工在底薪确定、雇主没有额外惩罚手段的情况下，比彻底偷懒表现好很多。如果人们由完全自利原则所驱动，那么雇主在试验结束时不发奖金会是共同的预期，进而员工在试验中偷懒只拿底薪才是最佳的对策。试验体现出，哪怕不符合利弊计算，对公正与否的不同感受，和人们判断甜美和苦涩的味觉一样，会成为一种被渴望满足或回避的需求；其效果则是人们能实现更大的长远利益。

此外，如谚语称，“我为我的利益反对我的兄弟，和兄弟一起反对表兄弟，和表兄弟反对部落其他人，和部落的人一起反对其他部落，和其他部落的人一起反对更远的人。”识别群体身份，给予不同群体内的人以相应的信任，使更广泛的合作成为可能，这便是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秩序的基础。而今天，理性的人们经由代代传承的知识理解到，与远方的人互利合作、自我约束，可以扩展到世界范围，北京上海的市民与纽约新加坡的市民有重大共同利益。在结束了各种方程式和图表论证之后，作者鲍尔斯和金迪斯总结说，在人类这个合作性物种散布至世界最遥远角落的时代，为确保人类的生存与合作，相应的道德要求比几万年前现代人走出非洲时更为重要。

最后，笔者要指出，内化的道德直觉，随时代的变迁而具有不同内涵。狩猎部落对“分享食物”的道德要求，今天不应简单理解为分配福利，而是更类似于公司股东或企业合伙人分享利润的规范。而农业社会大家庭里存在的亲属密切长期互助，以维护家庭利益的文化，与基本治安和民事矛盾被警察和法院接管、各人独立劳动的城市文化对比，已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在当代，我们既要尊重我们的道德天赋，也要更理性地把握那让我们敬畏的内心道德律。

（本文首发《北京晚报》读书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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