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

窃以为，这是哈耶克全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然而常常不被人理解，更难令人真正相信。

一

我们对唯物主义太熟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的发展。社会发展有其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是人间天堂的共产主义社会。

哪怕从小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的政治课都在睡觉，大概也记住了以上这万古不易的“宇宙真理”，而且潜意识里已不愿相信关于社会发展的其他解释。

但是，很少有人仔细想过，如果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

1.除了一些表面联系外，比如说观察可见，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生产力高，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其实都未必，有大把例外），还有什么其他切实的证据？这种联系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相当于你恰好有几次穿白色衬衫出门遇到了不顺之事，你就认为白衬衫和不顺有某种联系，属于信则灵的算命范畴。

2.生产力是由什么决定？由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又是人制造的（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凭什么制造生产工具，是凭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外力，还是人自身的思想？唯物主义者不愿意选任何一个，但显然，生产工具离开人又不可能自我进化。那么，最终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

二

实际上，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这本身就是一种影响社会演进的思想。在这种思想得到信奉之前，社会发展并没有体现出这样的规律；而在这种思想被抛弃之后，这样的“规律”也戛然而止。

在《通往奴役之路》发表7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没多少人还相信，计划经济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最好最完美的经济制度。当我们不再相信它，它再也体现不了任何战无不胜的“客观”优越性。

70年前的哈耶克论述道，所谓“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垄断阶段”，其实只是因为国家以外力的形式促成了这种垄断。“竞争的没落和垄断的兴起在各国出现的历史顺序，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结论。”不是在那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最悠久的国家，而是在比较年轻的工业国美国和德国出现了垄断现象，特别是德国。垄断组织受到周密的系统性的政策扶植。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手段，而且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的产生。

采取这些政策，是为了实现“计划的理想”。“所有这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何其少，而为深思熟虑的政策结果又何其多！”

也即是说，是先有计划的思想，认为计划是胜过自由竞争的模式，才有计划的政策，从而以外力促进垄断，消灭竞争。对于这一现象，大谈所谓“计划”或“垄断”的不可避免性，只是倒果为因罢了。

三

中国文化可能更难以理解思想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因为中国很早就没有了思想的发展，也就没有了社会的进化。

“Good Emperor, badEmperor, and revolution.”（明君，暴君，造反。）这就是中国全部的历史，也可以说，中国只有轮回，没有历史。对思想刻意的钳制，使得几千年间中国没有真正的思想进步。人们也早就忘掉了思想的意义，而只关注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刀剑枪炮，比如宏大宫殿，比如广袤疆域和万里长城……认为拥有了这些，就是拥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

相对而言，欧洲的历史则是在不断变化的，促使其变化的正是思想。不管是欧洲古代（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或近现代，其时代最重要的标志都是文化，而不是实物。当然，最为突出的例证则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欧洲人也曾经或多或少地认为，权力是天经地义的真实存在，在社会事物中，强权者无远弗届，无所不能。但自由主义赤手空拳来到这世间，却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翻了统治千年的特权社会，自由和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深入人心。数百年来，虽有种种复辟的努力，这个世界却再也回不到过往了。

正如米塞斯在《“资本主义失败”的虚构神话》中所说：“人们发现，社会权力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力，而不是（原以为的）物质上的权力，概略言之，权力并非真实的存在。人们认识到，权力无力摧毁市场现象所必然具备的一致性，也意识到社会事务中运行着某种东西，掌权者对之无能为力，反而必须适应它，正如他们不得不适应自然法则。在人类思想和科学的历史上，这是至为伟大的发现。”

而这样的思想一旦得到信奉，曾以为是坚不可摧的神权、王权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特权，都如纸牌屋一样轰然倒下。

社会主义侵蚀自由主义也是同样的故事。社会主义所凭借的不是什么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不是革命的暴力，而是它让人相信，它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不再相信，柏林墙一夜之间就倒掉了。

四

近两百年来，想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士，却往往认为思想是虚无缥缈、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认为，中国欠缺的是器物、是技术、是制度。需要的不是空想，而是脚踏实地做一些“点滴实事”，或者一夜之间揭竿而起。

但是，器物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思想的组合。比如说最简单不过的鼠标，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制造它，它是不同的思想的结合。怎样让这些不同的思想结合，是技术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技术和制度由思想支撑，不然就只是一潭死水、一张废纸。邯郸学步，南橘北枳。

中国从不缺做实事的人，也不缺敢于牺牲的人。中国历朝历代，敢于谋反、造反的不知凡几。别国死人可以精确到个位，中国死人只能精确到万位。白骨如山，流血漂橹，万死无悔，也不曾换来明显的进步。这是因为有价值的思想太少，而能够认识思想的价值的人更少。

有人会说，中国已经不需要原创有价值的思想了，国外的已很成熟。但是，国外的思想绝不是单独一种拿来就用，而是千奇百怪且层出不穷。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本身就是个创造性的问题。因为这不能靠强迫，而只能靠说服。要让人相信你的选择，这只能依靠思想的力量。

由于路径依赖，中国人愿意接受的，往往不是最迫切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国家主义和泛社会主义，比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进步派、社民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法西斯和纳粹的思想。影响深远的“三民主义”，核心是国家主义加民主加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几无关系，后惨遭复辟就难怪了；又比如五四的“民主”“科学”，也是隔靴搔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未经历过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中国，特权、等级、身份等观念仍天经地义深入人心，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举步维艰。

也有人会说，思想的变革太困难，不需要转变思想，改变了制度就自然会带来思想的转变。对此，必须强调的是，思想带来进步，但并不需要每个人的思想都转变了，才可期待社会进步，那是极大误解。放眼世界，从古到今还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把转变思想替换为转变每一个人或大多数人的思想，是过犹不及，谬之千里。

历史当然是由人创造的，但不是由“人民”创造的。影响历史发展的，不是每个人或大多数人，更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民集合体。这就如不是每个人都能赚大钱上福布斯榜，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新大陆或发明蒸汽机一样（这与人人生而平等并不矛盾）。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注定都只是俗世尘埃，无足轻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预料哪些人能改变历史，变革社会，这很大程度不过是偶然事件。但真正对社会对历史作出贡献的人，其贡献要么在于其提出了某种思想，要么在于其理解并坚持了某种思想。

五

哈耶克这本书关注的是思想的变化，强调的是坚持原则，而不是着重批判细枝末节的毫厘之差。这是中华田园自由主义者常常误解之处。

中华田园自由主义者只要在现实中看到任何不合他意的做法，往往一跳八丈高，无限上纲上线，动辄拉大旗作虎皮，“完了！这是通往奴役之路！”一脸九州将倾万事休矣的痛心疾首。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特意解释道：“我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旨在论辩的，当不是说只要我们在无论多么微小的程度上背离了我所认为的自由社会的诸原则，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步上通向全权体制的道路。我的论点毋宁是说，‘要是你不修正你的原则，你就会倒霉。’……我的观点只旨在表明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原则对于决策所具有的重要性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第二，人们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经由我们的政治行动，我们无意中使人们接受了一些原则，而这些原则又使人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成为必要。”[i]

哈耶克本人的这段话，应该是对《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最好的注解。

[i]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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