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新雨，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著有《乡村与革命》《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许多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其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与Chris Berry和Lisa Rofel） 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语学术界第一本讨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著作。 

主编“纪录影像:海外与中国”丛书，2013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联合主编“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2014年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此外，目前还担任：《电影艺术》编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丛书国际编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期刊国际编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期刊国际评委等学术职务。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学术的外部和内部均存在重重危机的情势下，学术究竟何为？学术的意义何在？韦伯演讲一开始描述的是学术事业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

首先，他对比了德国和美国的学术体制对于年轻人的严酷，指出德国与美国的大学都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即企业化的趋同趋势，研究机构对大量经费的依赖，其官僚化使得一个学者的“才干”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像议会一样，庸才和投机分子总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学术的前程掌握在“命运之手”，而不是靠“才干”。

其次，要想在大学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自己任务的双重性，即作为学者与作为教师，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现存的大学制度下，教师总是面临着需要依赖学生人数来获得讲课费的生存压力和诱惑，正是这样的现象，压制了对学者素质的评价。韦伯明确地表示，“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表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需讳言”。因为，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给学生，使他们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正是教育事业唯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精神贵族”的性质。但是，承担这样的教育使命，代价却是“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虽然是为了“天职”而工作，但是韦伯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因此，年轻的学者必须意识到，学术生涯几乎是一场人生赌博，因为它有着几乎难以承受的责任，犹如地狱的入口。

第三，正是在上述外部学术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韦伯强调学术内在志向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某种迷狂和热情，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但是，这只是一个前提。这个志向还必须要接受学术空前专业化的制约，今天，只有彻底的专业化，才能具备学术信心取得成就，这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可以化约为计算问题，以为科学可以从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灵，这是无知，科学需要灵感和想法。专业性的工作和以此为基础的创见，缺一不可，彼此不能互相替代，这也使得学术充满风险，需要从事者有彻底的献身精神。

针对内部和外部种种限制，韦伯特别强调科学不是一项“表演”的事业，而必须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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