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和前16世纪的古代近东地区（来源：《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

第一部分

大约于公元前1761年，玛里城被在位32年之久的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毁灭，之后该旧址上再未重建新城，这一区域的政治中心迁至了两河流域上游的另一古代城市忒卡。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玛里的历史属于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两千纪初这段时期，而且不太可能再晚了。相比之下，鉴定玛里城兴起的年代就要复杂些许了。但无论将来人们是否会发现更早的定居证据，我们知道公元前三千纪初即早期王朝时期玛里遗址所在地已有定居者了。问题是最早定居点的范围到底多大。目前的考古挖掘者让-克劳德·马古隆认为定居时间应该是公元前2800年，其结论是巨大的围墙表明一个发展成熟的国家必定会有一个中心城市。围墙内约100公顷，这样的规模在当时两河流域上游地区前所未有。

玛里城兴建的原因并不清楚。其土壤不甚肥沃，雨量稀少不足以支持农业生产，其灌溉系统根本不可能满足像马古隆所描述的那样规模的城市需求。故而，马古隆提出玛里城极有可能是由下游地区的一个“国家级”社会建立的，旨在控制幼发拉底河与哈布尔河交汇处以南的交通，与玛里城同时兴建的还有一条长120公里的运河。像玛里城这样的大型聚居地是如何及为何而建，目前我们仍未掌握足够的证据。我们必须明白尚未有这一时期的实际建筑物被挖掘，而且我们也并不知晓围墙内的区域到底修建到了何种程度。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类似的围合式聚居地通常没有大量人口居住的迹象。或许，在发现更多证据之前，我们需审慎断言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玛里就是一个特殊“国家”的中心。

玛里古城遗迹

1933至1934年间，由安德烈•帕罗特（André Parrot）领导的一支法国考古队对古玛里（即哈里里丘，Tell Hariri）遗址开始了考古挖掘工作。1935年他们发现了一座巨型王宫，并很快挖掘出了大量的楔形文字粘土书板及碎片。虽然绝大部分已知的玛里泥板文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被发现，但帕罗特于战后又重返该考古现场，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74年。最近几年的考古挖掘在让-克劳德•马古隆（Jean-Claude Margueron）的主持下进行，对该遗址的挖掘至今仍未完结。

2012年，叙利亚战争爆发，由帕斯卡尔（Pascal Butterlin）领导的玛里文明考古队从叙利亚境内撤离，考古工作被无限期搁置。自叙利亚战争爆发，叙利亚的历史古迹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偷盗走私文物现象频发。据联合国2014年年底出台的报告显示，叙利亚至少290处文物古迹在过去3年多的战火中受损。

国王 Ishtup-Ilum的黑陶雕像出土

公元前三千纪，玛里大王国时期的政权机构庞大且各显其能，那么其经济基础如何呢？马古隆认为玛里的经济主要依靠对水上交通的控制，尤其是通往下游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的木材运输。但是，其经济还有可能十分依赖草原及游牧民和畜群。公元前18世纪时，草原上的各部族构成了玛里王国“利姆”（Lim）王朝的权力基础，3位国王亚格得-利姆（Yaggid-Lim）、亚顿-利姆和辛里-利姆宣称要统治以帐篷为家的牧人们。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公元前两千纪的新现象——亚摩利游牧民族的到来；不过，幼发拉底河中段一直以来都流经游牧民的家园。我们并不能因此推断与公元前三千纪相比，此时玛里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

壁画描绘了玛里最后一位国王Zimri-Lim的加冕仪式

玛里在经历了阿卡德帝国的攻占后，被废弃了一段时间，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玛里才得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建。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王国同时期时，玛里的统治者自称“萨卡纳库（Šakkanakkum）”，而且他们的统治显然也是真正成功的。出土文物表明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始建于这一时期的玛里，其中包括一座新王宫及几座新庙宇。马古隆认为公元前两千纪的玛里城址中的建筑物均于管辖者统治时期修建，国王辛里-利姆在位时期的玛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亚摩利（Amorrite）风格的建筑。

像Tell Hariri（哈里里丘）这类地名中的“tell”一词通常被称为“城”，但是使用此称谓需谨慎，因为我们目前对其所包含的具体意义仍然一知半解。古玛里城由呈三分之一弧形的土墙围合，距离今天的幼发拉底河航道大约3至4公里，属于该河流泛滥平原的一部分。出自古玛里的所有楔形文字书板几乎均属玛里历史上最后几位国王统治的五十年间，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元前18世纪早期。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出自这一历史时期的玛里遗址大多显示为王室和仪式服务的建筑遗迹，其中包括行使管理职能的主王宫，国王的妻妾们居住的后宫，各式各样的庙宇，以及执掌大权的玛里官员们的官宅。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使用，但古玛里城的某些部分似乎从未动工兴建，严格意义上的住宅区至今尚未被发现。未来考古挖掘的最新成果必会令如今的妄下结论者难堪，不过就目前来看，我们可以断言古玛里城的土墙之内似乎不太可能有大量聚居人口，那里仅仅住着一些可以直接亲近国王的人员。

尽管玛里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已经进行到了紧张的最后阶段，却仍有许多关键问题悬而未决。马古隆的报告称他现已开始挖掘“管辖者”统治时期居民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时整个居民区的面积、居住者情况及其居住者定居的确切时间。后来，这一时期的中心区建筑物一直为公元前18世纪的国王们继续使用，不过，报告没有说明在最后一位萨卡纳库（Šakkanakkum）与亚顿-利姆（Yahdun-Lim）成为玛里王之间的一至两个世纪中上述建筑物是否曾被连续使用。如若这些建筑物并非直接从先前的执政机构接管下来，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确定亚顿-利姆是否仍然沿用了玛里已拥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城市”及行政传统。出自公元前18世纪的玛里文书档案没能提供任何实质性居住区的明证，因此，要了解玛里的最后几位国王为满足久居那里的当地居民的愿望到底做了何种努力难度颇高。玛里城并没有相应的城市组织和机构，比如集体领导或是被叫作“码头”（kārum）的商人团体。

寺庙遗址

第二部分

研究表明，玛里楔形文字王室档案揭示的正是如上所述的公众与王室的背景，其中绝大多数文书出自玛里末代国王辛里-利姆(Zimri-Lim)统治时期。辛里-利姆从他的前任——来自另一王朝的敌手——那里继承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多数玛里文书具有实际用途而非用于抄写训练，因此，我们几乎无法从中领略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文学的特色，也几乎没有找到词汇集或者专门记载有关预言或咒语的文本档案。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已经记录在案的近两万块楔形文字泥板及碎片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揭示宫廷各种机构日常事务的行政文件，另一类是史无前例的书信集。作为王宫管理细枝末节的文本证据，玛里文书档案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在这些楔形文字文书档案中，王室往来书信则最为独特且珍贵的。多达三千多封的信件数量已足以令人瞩目，不过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更在于书信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范围和写信缘由。我们发现了玛里王与其他统治者们或其它城市的信件交流；我们还发现了由以下人员提交的数千份报告：宫廷高官、地方长官、将军、效忠王室的部落领袖，以及外交官、代表王室的驻外使节等等。另外，官员之间也有书信往来，甚至还有一些被截获的敌军情报。有些信件简洁扼要，其目的纯粹是为了传达信息；但也有许多信件采用的是谈话方式，而且从现代读者的欣赏角度来看可以说十分罗嗦。凭借着历史的连贯性优势，从如此众多的信件中了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纷繁的方方面面并非不可能。这些信件以独特的书面表达方式向我们呈现了如此久远的一段历史时期，而就在这里精彩纷呈的往事相互交织着。

 虽然大多数的玛里楔形文字泥板是在几十年前被发现的，但是随着玛里文书档案的公开发表，其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新的证据纷至沓来，而且似乎又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即使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的玛里泥板文书还未达其总数的一半，重要资料可望陆续面世。

有关玛里文书档案的研究已持续多年，现已出版的玛里文本也分散于不同地点。特罗-丹金以和他之后的各个考古研究小组的早期发现往往被记录在了研究者个人发表的论文中，要想全部找到难度颇高。道森发起出版了研究玛里泥板文书的系列文集的第1卷，目前共已出版了28卷。随着玛里泥板文书的研究在迪朗主持下得以重新开始以及玛里的历史环境逐渐变得明朗化，早期的分类方法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彰显，迪朗因此采用了新的分类方法。近年来，玛里楔形文字书板资料主要以小型系列专刊的形式出版，如玛里研究法语版系列刊物Florilegium Marianum（FM）。最近迪朗又重新整理出版了在他担任领导工作之前所有已发表的玛里书信，共三卷；新版中增加了译文及注释（这些注释是基于对楔形文字书板的亲自考证）。这新版三卷被收录为法文版丛书《近东古代历史文献》（Littératures Anciennes du Proche-Orient）（LAPO）的第16至18卷，卷名为“玛里王宫书信原本”（Documents é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I-III）。想要真正理解并正确使用玛里文书档案的书面证据，没有足够的法语知识还真不行。

第三部分

那些出土的通信和报告提供了有关公元前18世纪早期两河流域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情况，其中就包括大量有关古玛里地区集体政体（collective polities）的情况。弗莱明《民主的古代祖先》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即便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政体已然在当地产生，民主性的集体治理仍然是两河流域西北部乃至整个两河流域的通行的政治模式。

也就是说，在实际政治管理模式上，被很多西方人视为“专制主义”典型的“东方”帝国实行的是双轨制：一方面是帝国式的权力集中，或者说，各地方城镇或部落统统臣服于一个中央王国，有义务向王国统治者纳税并提供军役；另一方面各地方城镇、部落或小王国依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其内部运作并非采用权力集中于个人的“专制主义”模式，而总体上遵循了一种以共同体意志为转移的集体治理原则。

这种看法有何具体依据？作为一个专治古代两河流域史的学者，弗莱明给出了语言、宗教、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证据。

一个极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者说证据，是专有地名GN（Geographic Name，地理名称）加上词尾ites以构成诸如Imarites（伊玛尔人）、Tuttulites（图图尔人）或Urgisites（乌尔吉斯）一类的词。这种用法的出现频率极高。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出现频率不太高但十分相似的表达法，即the sons of NG，即专有地名加上“儿子们”。例如the sons of Imar即伊玛尔的儿子们，或the sons of Tuttul，即图图尔的儿子们。玛里地区的人们用这两种表达法来表示一个城镇、部落在与毗邻的城镇、部落的战争、和平或冲突中的集体行动。

这些表达法虽能表示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却并不能够明确表示该共同体的集体决策行为。从出土文献看来，进行集体决策的人常常是“长老们”。“长老”并非头衔，更不表示任何官职，而只泛泛地指共同体的资深者和年长者。他们不仅集体决策，也代表城镇或部落进行一般的对外交涉，尤其与西姆里-利姆（Zimri-Lim）的中央王国的代表交涉。跟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样，这里的长老除对外交涉外，也负有司法和宗教职能。

然而地名加词尾ites最多只表示一个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及其集体行为，长老多用来表示代表一个共同体进行对外交涉的资深者，而更能确切体现集体治理原则的，既不是地名加词尾ites，也不是长老，而是“塔赫塔蒙”（tahtamum）议事会。这种议事会只见于幼发拉底河中游河谷的伊玛尔镇和图图尔镇文献中。由于证据不足，其包容程度到底多高仍不清楚，但它是一种具有较大代表范围的集体性的决策机制，却没有疑问。

从一封图图尔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头人拉那苏姆（Lanasum）召开一次塔赫塔蒙会议之后，“该镇的儿子们”决定提供三十名人员参与当地的治安保卫工作。从设好的座位或席位来看，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所以塔赫塔蒙应是一种长老议事会之类的机构。

从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西姆里-利姆的中央王国想以掳掠罪逮捕一些图图尔人时，却发现不通过塔赫塔蒙会议，就根本办不到。从另一封信中还可以看到，西姆里-利姆想要图图尔人提供劳役，但被图图尔头人以人手不足为由拒绝了，所给的解释是：“我召开了塔赫塔蒙会，跟他们讲了此事，但他们不从”。更有证据表明，伊玛尔镇和图图尔镇召开这种会议是自主行为，而非出于强迫。

此外，在玛里地区，围绕伊斯塔尔女神节的一系列祭仪也有强烈的团体色彩。祭仪包括伊斯塔尔庆典本身、拉蒙姆（ramum）祭礼（以一块纪念性石头为标志）、奈加尔（Nergal）祭礼，以及其他祭礼。这些活动鼓励全体成员参与，不仅仅有缅怀国王的祖先的意思，更有缅怀整个共同体的祖先的意思。节日的主要庆祝活动被认为最初是由共同体的“儿子们”即全体成年男性发起。这完全可以视为集体治理政制在文化意识上的表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主的古代祖先》并非只讲公元前18世纪早期两河流域西北部玛里地区的集体治理传统。从该书引用的其他研究成果来看，集体治理的政体并非局限于18世纪早期两河流域西北地区，其时间和空间范围要大得多，可以说存在于文明萌生以后整个两河流域和古叙利亚社会。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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