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目录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赵月枝）
导论：马克思归来

第一篇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反商品化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篇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第三篇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2.0”：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第四篇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
21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Diaspora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论文导读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乔治•佩雷斯（George Pleios）

张时健（译），张时健、吴畅畅（校）

[导读] 佩雷斯以“传播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作关键词，追索它在马克思理论百年流变中如何翻转定位。长期以来，传播或符号文化是僵硬的物质构造基础的映射物，作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发展主旋律形之于外的表征，又或是巩固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手段，在意识形态上用功。但后期对这个阶级关系优先的“物质决定论”的反省，蔚为风潮，主要认为除却经济基础的文化活动，有其不必依附物质的独立性（或作：自主性）；文化推进社会变迁的影响力不下于经济的作用。两种争议的焦点，在于谁能更好地解释社会变迁过程。

这个回顾是佩雷斯能够提出理论洞见的前提，他隐然反对这个把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的认识框架。特别是近代消费社会文化的兴起，好比符号横流的现象，在鲍德里亚那里造成了真实意义（meaning of truth）的混淆，但在佩雷斯的计划中，是晚期资本主义为了突破生产力障碍而动用的道具。但这里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指认普罗阶级目眩于文化工业产品而白痴化的驯化观，而是说通过操弄符号包装商品，鼓动全部人类那不可抑遏消费欲，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的扩张难题。

就在这里，佩雷斯接上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说，试图解开沉溺于文化/经济优先性的纠结。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在20世纪初期由外扩式向紧迫式转型，目的在超克以暴力手段压榨劳动剩余的极限，使无产者能志愿投入生产活动，关键的转机在于扩大消费。消费与更多的消费，不但使无产者的阶级自觉混乱（政治问题），也使无产者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即生产力（经济问题）。这个提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听来可能有些刺耳，却是佩雷斯创见的支点：“是扩大的消费推进了生产力，‘而非相反’”。这正是：

消费规模的扩大，不只有助于商品消费，也重新构造了劳动力，使其能更多产，也就提高生产力。换句话说，减少了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对剩余价值的贡献。

消费社会兴起这个转机，因为大众传媒的相助而深化了，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大众传媒不只是让无产者的脑袋变得单纯，更重要的是把消费主义变成普遍意识而促成扩大的消费（从而促成生产力进一步的发达）；而商品必须与符号结合或得到符号的代表（好比：广告）才能广泛流通。所以“大众文化与商业化的传播，不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成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基础’”。资本主义按此便定性为：“符号资本主义”。

所以说符号资本主义的特性是大量消费，其积累模式到了六十年代出现了障碍，必须转型。佩雷斯认为那是生产力的增长减速，而扩大消费的成本持续上升（应为工资上升之意）造成的利润挤压。为了克服资本积累障碍、刺激生产力增长恢复，传播模式再次扮演关键角色：深化劳工的志愿性投入，不只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自我实现”。信息社会里的新信息科技允许工作者以更个人化的方式劳动，淡化了论资排辈的工作伦理，同时使工作与娱乐的界限消弭，职业的定义变得更流动且多样。这就是当今具后现代特色的“深度符号资本主义”。

如果传播方式与实践具有转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位置，那么推动社会转型也就不必然要以阶级对垒之姿夺取治经济权力中心，异议分子通过在新兴社群媒体上的串联，发挥聚沙成塔的新力量也能扳动铁板一般的独裁势力。佩雷斯以21世纪以降东欧、北非等国家的人民运动为例，为本篇论文做总结。

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来解释历史变迁以及为社会阶段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说到底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配问题，因此文化因素难免居于次位作补充性质。佩雷斯重振传播决定性作用的办法仍未跳脱这个框架，只是用绕弯的方式将传播与生产力发展挂钩：生产力若由传播因素所影响，则历史变迁便可由传播因素来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传播借由鼓动大量消费、促成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从而使生产力增长了。这确实是有益的启发，让我们重新思考构筑物质基底的文化动因。如马克思所言，即使是价值，也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

进一步而言，佩雷斯的做法可以说是提取近代信息社会理论的精髓，即认为新的通讯传播科技根本地改变了现代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而重构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与制度设计。卡斯特尔（M. Castells）的说法是：“信息化经济独特的地方，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型，使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

然而这样的论说可能造成两个值得再思索的部分：首先是技术的非中立性。按佩雷斯引用的网络社会论说，无产者因为流动的技术、变形虫组织、弹性的生产关系（劳雇关系、劳劳关系）等取得自由的形象，或可作阶层（strata）解体的征象，但如赖特（E. O. Wright）所言，这并不足以否定阶级（class）关系的存续，以及更为根本的剩余争夺的问题。佩雷斯既然主张新传媒技术促成生产力跃升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那么没有进一步阶级立场的分析架构就有些可惜。席勒的近作为我们整理了新技术为大型企业所用，以及政策与之共谋的过程，我们得以窥知这整个社会重构的目的可能是反民主的，即使它造成了非意图的民主结果。又或较保守地说，民主行动作为一种可买卖的商品而得到发展，但其发展的极限可能无法（长期）超过商品与市场的范畴。

放弃阶级的分析视野，即牵涉到第二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许动摇佩雷斯的论说合法性：以生产力增长迟速来断定资本主义的障碍与发展，是合适或充分的吗？在佩雷斯文中以利润挤压（profit-squeezing）论解释70年代初的总体经济危机。暂不论利润挤压本身的争议，如前面摘要所提，这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增长不足，二是工资增长过速。佩雷斯侧重前者，主张新传媒科技促成的深度符号消费社会，再次刺激生产力增长解决积累障碍，这不能说有误，特别在强调第三部门（服务与信息部门）兴起的社会转型论中见得；然而针对后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常在当代政治经济研究中看到，即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本文中是缺位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在里根与撒切尔政权的种种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反工会的政治手段中，有效打击无产者团结争议的能力，压抑工资以及劳动条件，为弹性生产关系背书，以及襄助私营企业扩权。并且作为后见之明，80年代后期的经验数据显示，先进国的生产力增长其实有限，新自由主义时期整体成长的动力可能来自金融自由化，而当时的自由化政策为今日深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这个意思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生成、超克与长期发展之复杂，难以单用生产力增长迟速来解释，那么我们思及佩雷斯的解释进路 50 31312 50 15792 0 0 2439 0 0:00:12 0:00:06 0:00:06 3014有效，就得稍作保留。再说生产力增长，在劳动过程的研究领域讲究的是组织的经营管理手段如何尽可能地榨取劳动力，鼓动无产者的志愿性投入是一端，但非全部。对使用相近管理手段的个别资本而言，面对相同质素的劳动供给，竞争胜出的关键是技术更新，也就是资本技术构成（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的问题，在熊彼得而言是创新如何可能。说到底，劳动者的志愿性投入有其生理极限，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的生产力提升幅度很快会被资本开发殆尽，要说能长期支撑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太稳当。

以上列举佩雷斯在解释工具上的选择，可能映照了他采取的研究方法。其论述基盘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生产力、消费量、就业、工资、成长、积累迟速等文中铺排的关键概念，还缺乏经验材料支持。他的核心命题如大众传播的兴起与促成消费社会的发达，而后消费社会促成工人的志愿性投入，工人的志愿性投入促成生产力增长，都可按经验材料检证，检证而否证的历程会促使研究者反省想当然尔的原始主张，提出更谨慎的结论。这令人想到佩雷斯动用的理论框架：调节学派，在另一篇回顾性批评中亦指出同样毛病，即概念推论与经验材料不见得相符。

然而在这个推论与经验的落差之处，或许藏有开启新观点的契机。在此试举一例：调节学派在理解福特主义生产体制上，因为有将大量生产与消费同一的倾向，因此暗藏消费不足论对70年代总体经济危机作解释：碎裂化的消费习惯，使得福特主义下量产的商品难以消化，整个量产制也就无以为继而崩溃。继之的新阶段以后福特主义名之，标志是可弹性调变的生产体制。然而所谓“碎裂的消费”的由来，耐人寻味。调节学派开山祖阿格列塔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内生于人类社会的，然而这不同于理性选择论的“理性人”假说，而是说天生是彼此不同的、独特的人的行动、意识与价值，必然镶嵌于社会制度（regulation）中运转，而在崇尚规格化量产、爱论资排辈的巨型科层组织等社会制度下，人的个体差异被抹灭不彰，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直到后福特主义时代才得释放。

这样把个体主义自然化的办法，局限了理论解释的效力。我们或可借由佩雷斯的论说进一步发展。按佩雷斯的说法，60年代后个体主义的兴起是传播模式（继续）作用的结果，那么传播模式如何配合体制转型需要策动集体主义的崩溃，就是有趣的论题。或许个体主义只是媒体打造的符号表象（其实不然）？或许个体主义是媒体宣传的理想生活形式（其实不然）？这都可以在佩雷斯的社会转型框架中再细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符号资本主义，沟通理论，大众文化，大量生产，弹性专殊化，后福特主义，扩大的消费，文化工业，消费资本主义，信息社会，劳工组织，新科技，后现代，社会变革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

王满满（译），吴畅畅（校）

［导读］随着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快速发展，网络已不仅仅作为一种新近的技术形式而存在。作者文中的“网络隐喻”正是这样被大规模、弥漫性地转移至几乎全部的当代生活，成为当代社会的模型。从“9•11事件”的恐怖主义网络到引发信贷恐慌的金融网络，网络隐喻无时无处不在，同时也在积极建构人们试图理解的世界。在这样一个联系不断增强却仍然坚定地执着于追逐剩余价值剥削的世界里，权力的批判该往何处去？作者正是从这样一个疑问开始其论述的，即网络隐喻是如何塑造我们对权力的理解的？

作者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以卡斯特等为代表的网络理论家，就网络理论家的网络本体论与马克思的过程关系本体论进行了清晰的比较及批判，并重建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文章主要就网络理论家如何在“排斥主题”下组织批判进行了阐释与驳斥，作者认为网络隐喻与排斥具有同源性，它转变了人们对社会和政治批判的认知，尤其是极大地削弱了对权力的理解和批判，特别导致了一种对权力的单向度理解，容纳/排斥的二元逻辑几乎无视剥削关系。排斥主题的局限呼唤重新将剥削主题引入当代社会批判。作者进一步阐析了马克思如何通过“生产”范畴来物化过程、及其对内在关系和矛盾的独特理解来发展其剥削理论，使其不仅不是历史遗迹，反而非常适合于理解和批判信息资本主义背景下剥削的强化与扩大。

最后，作者总结了本文的两个主要论点：1.网络隐喻会导致社会批判聚焦于排斥而忽视剥削。排斥的确存在，但作为社会批判中心议题的是剥削。2.说明在现代信息资本主义中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为何仍然与批判权力有关。

网络隐喻是一种当代迷思，超越政治、去历史化，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和空间，一个不同于先前所有时代的信息时代，通过消除复杂性和矛盾性来创造一种“欢快的明晰”。正如文中所说，在信息资本主义中，排斥变得更加明显和易于辨认，剥削却愈发难以通过现代全球生产链来追踪测量。网络隐喻和排斥同样具有水平的、空间的特征，这让排斥主题占据了批判主流。罗伯特•普雷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有采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为所谓“联系主义者”世界建立一个剥削理论，而是创造性地选择了指引网络理论家和马克思思考的共同的过程本体论框架，清晰地阐释了马克思剥削理论与信息资本主义权力批判的衔接。普雷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他的分析角度和思路，基于共享本体论视角的分析与批判，使得本文的分析逻辑性强又有说服力，并让卡斯特等网络理论家的网络思维与排斥主题批判在不断发展的、或者是“回来的”马克思剥削理论面前疑点重重。作者没有否定排斥的存在和重要性，而是强调了走出网络隐喻的迷思，重返社会现实，重新理解和思考网络、排斥与剥削的内在关系，寻找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解途径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认为本文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1）在作者的分析中，网络只是水平的，但网络真的只是像蜘蛛网一般的水平形态吗，其本身是否也存在垂直关系？（2）作者对网络隐喻的强有力批判也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担忧——只要使用网络社会分析就不免陷入了伪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泥沼？

对此我的理解是，作者不赞成使用网络隐喻，因为这会导致对权力关系的错误理解、导致批判焦点的转移，但这并不代表他否定或不承认当代社会新的发展组织形式，其重点是旨在纠正或扭转信息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批判倾向。

我们现在的确存在于一个网络社会，对网络隐喻的使用却常常那么漫不经心和自然而然，仿佛是活在当下的人类不可逃脱的宿命，但由此导致的扁平化网络思维营造的却可能是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等级结构的假象，所有人都变成了联系的节点，成功与否只在于使用网络的能力、在于对网络的价值，这种去政治化的迷思仿佛创造了一个迷人的民主图景，看起来的机会平等却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正如只有在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的共同体建立的基础上，才能有个人的全部自由与发展。而卡斯特等人的网络思维恰恰是遮蔽了这个民主和平等的基础。

反观中国，作为一个日益被卷入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浪潮的国家，面临市场改革的深化和社会转型，传播研究也深受美国实证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但就如赵月枝老师所说的，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都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和去政治化的努力中”，似乎偏离了社会权力关系这个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内不少研究也深受网络理论的影响，比如有很多针对农民工、女性群体等的社会排斥研究，关注的是定义为有缺陷、缺乏资格的阶层在资本网络中的风雨飘摇，而不是网络技术背景下新的剥削关系中的阶级状态，比如对于很多网络行动中的行动者更多的是关注他们凭借新媒体技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忽略考察他们的阶级构成和复杂动力，可以说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在整体意识上还缺乏反思与创新能力。因此，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类似本文作者所带来的启发和反思，拒绝膜拜普世化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立足于中国紧迫的社会现实和传播议题，时刻警惕水平化和空间化的思维逻辑，以剥削理论等角度重新认识思考网络社会中的不平等与压迫、重新关注社会权力分配，跳脱发展表象所遮蔽的殖民逻辑。这些都是中国传播学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关键词］网络，马克思，卡斯特，哈特，奈格里，过程关系本体论，剥削，排斥，内在关系，生产，矛盾，信息资本主义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詹纳吉•浦若迪尼克（Jernej Prodnik）

王华（译），张韵、吴畅畅（校）

［导读］《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A Note on the Ongoing Process of Commodification:From the Audience Commodity to the Social Factory）是斯洛文尼亚学者詹纳吉•浦若迪尼克写的一篇论文。文章从马克思到安东尼奥•奈格里，从生产到消费，从物质生产到非物质生产，从报纸到谷歌、脸书网，从商品形态、商品化到批判政治经济学，从批判传播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系统地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旅行。

所有资本主义研究都不应该忽略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过程。在流通交换过程中，不加夸张地把一切事物转换成私人商品的过程，它对于资本主义增值和再生产来说至关重要。这在马克思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著述中都有所体现。从这一点出发，浦若迪尼克论证了商品形态和商品化过程在上述批判理论核心著述中是如何被分析的，以及根据这些作者所言，作为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的全球化后果是什么。继而，他讨论了商品化在商品拜物教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应的交换如何促成了人的个体化。文章认为，“当下是一个一切事物持续商品化的全球化过程，包括文化、创造力、信息和多样传播形式，这些类别逐渐成为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文章关注了这些话题如何与商品批判研究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发生关联，应该说，它主要通过斯迈思的“盲点辩论”和“受众商品”讨论而实现。

浦若迪尼克最后讨论了商品化在数字时代如何渗入整个传播过程并生产了新商品。他将上述结论发现与最近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相联系，特别是主张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作者的研究发现，试图说明对这一知识链的审视如何能够借助交际资本主义、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工厂等概念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提供一种理解。这些商品化过程有必要被再次提出并加以强调，它既是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注入理论力量，又是对推动这一过程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变迁的现实考察。

值得强调的是，在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和新媒体语境下，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越来越富有意义，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成了学者们将资本主义与传播、信息、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现实前提。浦若迪尼克在认同这一点的基础上，特别引入了自治主义∕后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者提出了消费工人、非物质劳动、社会工厂等概念，认为传播甚或诸如语言才能之类在现代社会获得了霸权地位，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一个新来源，正所谓“资本主义结构性趋势，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综合经济体系，它不仅商品化和定价化了所有物质和社会生活，而且将人类生活本身（即物种存在）纳入进了它的积累周期：言语以及说话\[逻辑\]能力、我们的感受和情感以及我们进行活动的人类一般能力。这一趋势决定着没有第二个人类生命将会通过脱离工具理性和详细算计的经济循环而被浪费掉。每个人类行为都被覆盖，社会生活每一方面都被仔细测量。”商品化已经侵蚀和改变人类接触与社会关系。它不仅在大众传媒领域工具化了传播，也可能侵犯人际传播，将人类变成机器人。当商品开始统治社会，使用价值的任何独立可能性都是被根除的。任何缺乏交换价值、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变得一文不值、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除了社会沟通向度外，信息传播不能只被看成是诸多商品类型的一种，它们是我们认为的建立在不受压迫和表达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和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之，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基于商品化的一次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考察，同时也是对多种理论交锋的呈现与讨论。论文对于全面梳理西方传播理论史、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理论共源关系、深入理解传播与公共性问题、全面认识信息的解放与压抑力量、受众研究转向以及新媒体政治经济学内涵都具有较高的启示意义，同时，它也为当下深入阅读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和多元传播思想提供了契机，对深入、全面地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播思想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实践及其特性，提供了一种参考。

［关键词］商品形态，商品化，抽象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批判，社会工厂，受众商品，网络，传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传播研究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延斯•斯楚罗特（Jens Schröer）

邓惟佳（译），朱晔、吴畅畅（校）

［导读］自1994年第一批浏览器问世以来，因特网成为了最卓越的新媒体。正如所有新媒体的境遇一样，新技术也面临着关于其未来用途和影响的激烈讨论。这场讨论的焦点之一是新媒体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的所有问题——比尔•盖茨（Bill Gates）称之为“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其中一些论点，这些经常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公开表达的论点，旨在通过将因特网构造成商业媒体来解决后资本主义问题。但2001年网站倾覆暗示了这一构建的问题。本文的第二部分则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一种特殊阐释的讨论。有人主张（可追溯到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因特网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它可能导致非常深层次的、甚至是终极的资本主义危机。因特网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一次深层危机的一系列日益加剧的症状。通过采取马克思的方法，新媒体的一些重要影响可以被描述得远比尔盖茨等人未经反思的欢愉表述更为精确。

虽然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作者认为“因特网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以及作者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阐释和论证这一观点，但译者认为本文第二部分有关“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公开表达的论点：通过将因特网构造成商业媒体来解决后资本主义问题”的阐述、分析、质疑和批判堪比一篇严谨、缜密并且内容丰富的文献述评，也让研读者受益匪浅。

［关键词］商业化，危机，盖茨，因特网，马克思，盖茨，生产力，生产关系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

王蔚（译），伍静、吴畅畅（校）

［摘要］本文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相当有限的。在数字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本文将通过两个步骤为这种观点提供合理依据。第一步，证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同时，解释这种有限背后的逻辑。第二步，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目标，即探究在面对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数字公地（the digital commons）等现象，面对自由文化、知识产权、自由劳动等讨论时，诸如劳动、价值、所有制和斗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的紧要性与相关性。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产权、斗争、传媒政治经济学、数字、分布式传媒、大众传媒、互联网、网络

《马克思归来》全目录+单篇导读（第一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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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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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在现代汉语表达方式中是省略号……，她象征着无限和绝对； 

六点，时间上平分钟表盘，不偏不倚，蕴含“时中”之意； 

六点，军事术语中即原点——思想的战场风雨变幻，我自岿然不动。